同光大老(21)_高阳

二一

　　按：各省藩库，皆有最低的现银储备额，庶几一遇紧急情况，可以立即动用。贵州为最小最贫之行省，故库储只得六万；陕西亦为瘠省，额存三十万，两年积至六十余万，多出一倍有奇。则慈禧有所需索，不必摊派，即可满足要求。在巡抚看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，大概李用清执意不可，巡抚乃不得不劾而去之。否则，藩库的钥匙在李用清手里，巡抚总不能派中军带抚标去“劫”藩库。李用清、李嘉乐必是都以此故去职。翁同龢日记谓：“两李皆贤者，而不容于时，何也？”此自问之词，实寓有无限感慨。

　　藩库能积银六十余万，足以反映陕西当时的民生，较前为裕，税收增加。三源即三原；措意棉桑、开渠溉田，以此二事责牧令，自是根本。俸入不以自润，购粮备荒，则其清廉可知；而非刻苦不足以廉，则李用清的“天下俭”雅号，不当解释为天下第一俭人，实是其俭可为天下官员法。又，山西唯一晋阳书院，李用清主讲至十年之久，足征学有根底，非李慈铭所能轻诋。

　　李用清殁于光绪二十四年，本传谓：“子贵阳，扶柩归，以殁殇。”则足有孝子。以李之刻苦，恶衣恶食，乃能养成孝子，视徐承煜之于徐桐，不啻人畜之分。故可确信李用清为真道学。凡真道学，其人格必能化人，而感受最真切者，即为家人。远如东林诸贤，其“孤儿”皆卓然有成；近则康熙朝的理学名臣汤斌、陆陇其，子孙皆能不堕家声。

　　阎敬铭初奉召长户部时，恩遇一时无两，慈禧由极端欣赏至极端厌恶，此一过程，可视之为清祚不永的预告。易言之，就是说明了清祚何以不永的原因。兹就《春冰室野乘》所记，加以注释，以明始末：

　　辛巳冬，与南皮张文达同被召，命长户部，知遇之隆，一时无两。癸未春，奏结云南报销案，公与枢臣同入见，奏对三时许。太后以某事问恭王，王奏曰：“此事丹翁知之最悉，太后可问彼。”后顾公亦曰：“丹翁以为何如？”公闻命，皇悚万状，亟免冠叩首，众皆不喻其故。后徐悟，微笑曰：“汝以吾误称汝字耶？吾敬汝德望，在宫中语及汝未尝不以字也。”一时闻者以为异数。

　　按：清朝奏对的礼制极严，臣下在御前称他人，不管名位如何，皆直呼其名，或者上加衔名。所以恭王对慈禧的奏对，应是“此事阎敬铭知之最悉”。称“丹翁”者，阎敬铭字丹初，私下的称谓，在御前随便出口，正见得恭王以懿亲执政，对慈禧久已忘其为臣之道。此亦缘两宫初垂帘，一则未谙体制，再则为示笼络，对恭王虽在殿庭，亦每用家人之礼。相传恭王入见时，慈禧每谓太监：“给六爷茶！”茶碗即置于御案，恭王旁立奏对，间或饮用。一次，慈禧偶忘作此语，恭王亦忘其所以，语久口渴，举碗欲饮时，发现茶碗是御用的明黄色，方始眢悟，急又置回原处，慈禧已有愠色。宠臣重臣，骄蹇疏慢，每为取败之由，恭王之被逐，由此漫云“丹翁”可见征兆。

　　至于君上称臣下，除非授读的师傅，一般亦多直呼其名。顺治朝方玄成入侍讲幄，世祖称其别号“楼冈”而不名，一时以为异数。如慈禧之亦称阎敬铭为“丹翁”，虽为偶尔失检，实为奇事，无怪阎敬铭震慄失次。

　　“云南报销案”为南北之争中一大公案，王文韶因此罢官。

　　光绪三年九月，李鸿藻丁忧，应补军机大臣一员，以南北各一之例，应补一北人，阎敬铭即为理想的人选。但沈桂芬于次年二月，援引其在浙江乡试主考取中的门生王文韶入枢，由此至光绪六年除夕，沈桂芬病殁，南派势力大张，沈桂芬好揽权而气量小，颇为北派所不满。于是集矢于王文韶，乃有所谓“云南报销案”，发难者御史洪良品，湖北黄冈人。继之者陈启泰，湖南长沙人，皆洪钧一榜的翰林，阎敬铭之子阎乃兟亦此一榜。

　　阎敬铭是年五月未到任前，由王文韶署理户部尚书。阎既到任，大肆整顿，司官已外放而在部有劣迹者，亦不放过。则王文韶之被劾，由阎乃兟的同年来发动，其间蛛丝马迹，颇可玩味。或者阎敬铭欲借此整饬户部风气，而北派正要打击南派，彼此合作，乃掀起此一巨案。《清史列传》卷六十四《王文韶传》：

　　御史洪良品上疏言，枢臣舞弊，请旨罢斥，以弭天变。略谓云南报销，户部索贿十三万，嗣以八万了事。景廉、王文韶均受巨万。

　　奉旨：“览奏殊深诧异。事为朝廷体制，重臣名节所关，谅洪良品不敢以无据之词，率行入奏。着派惇亲王、翁同龢饬传该御史，详加询问，务得确实凭据，即行覆奏。”

　　惇亲王等奏：“据该御史称，此等诡秘之事，岂有令御史闻知之理？士大夫商贾，万口一词，不能指定何人。”得旨：“仍着麟书、潘祖荫将此案彻底根究，务期水落石出，以成信谳。”

　　给事中邓承修奏，略谓“枢臣被劾无据，事实有因，被参之王文韶未解枢柄，应请先行罢斥，使朋比者失其护符，讯办者无所顾忌”。

　　寻麟书等奏：“查明大员接受外官私信，请敕呈录，并将疏纵案犯之司员，请旨先行交部议处。仍令沿途催要证，迅即赴案。”

　　奉上谕：“麟书、潘祖荫奏：云南报销一案，现经据户部书吏张瀛供称，潘英章来京找伊办理报销，并许给银两，伊等各得受笔墨费多寡不等。崔尊彝、潘英章来京办理报销，是否系该督抚所委？该员等所赍银两究系支用何款？是否库款？抑系军饷盈余？请饬查明等语。着刘长佑、岑毓英、杜典联将以上各节，迅速确实覆奏，不得稍涉讳饰。”

　　邓承修，广东人，有名的清流，素与张佩纶等接近，他之参与，即为北派展开攻击的信号。翁同龢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记：

　　王文韶以云南报销被劾，再请开缺养亲，不准，已陈谢折矣，而张佩纶连劾之，并有前席之对，遂优旨准其告养。

　　此攻击之迹，殊为明显。慈禧对王文韶的印象并不坏，而且贿款总数亦不过八万，即使王文韶一个人独吞，在她看来亦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，所以先派惇亲王及翁同龢彻查，原意惇王疏略，翁同龢亦为南派首脑之一，此事可以由大化小，由小化无。哪知惇王执意主严办，自然是有了先入之言。翁同龢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记：

　　召见询问云南报销案，惇邸意在从重，龢曰：“臣等依律拟定，岂能畸轻畸重，若再从重，将杀二人乎？此不足惜，特不枉法？如此枉法，将何以处之？”慈谕曰：“我亦无意加重，但须按律耳。”又吏部奏云南报销处，谕曰：“此案别人无可惜，惟景廉当差无误。”

　　遂定如吏议，而景廉仍留军机，王文韶等实降二级。

　　王文韶于光绪八年十一月退出军机，此时如果以阎敬铭接补，则南北之争，当可告一段落，不意工部尚书翁同龢、刑部尚书潘祖荫，联翩入枢。南派去一来二，北派自然不能甘服。而翁、潘得值军机，则无疑出于恭亲王的支持。恭王与宝鋆为可以脱略形迹，彼此戏侮的密友，而宝鋆又一向亲南派。至于景廉与王文韶同案被劾，自然亦站在南派这一面，因此李鸿藻在军机成了孤立之势。于是而有光绪十年三月，全枢尽罢的大政潮，注定了爱新觉罗皇朝必亡的命运。

　　我在想，当时恭王如果在翁、潘二人中只用其一，北派也还咽得下那口气。去一用二，南袒的痕迹太显。恰好惇王与恭王因王文韶案，手足参商。而惇王寂处太久，适有用世之志，于是恭王在宫中亦成孤立，乃造成孙毓汶得以尽翻全局的机会。政治上分派系，各不相下之害如此！可不惧哉？

虚阁网(Xuges.com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