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光大老(17)_高阳

一七

　　及至王阳明辞官归里，王艮相随至余姚，有心倡明所学，但作风近乎招摇，王阳明大不高兴。王艮谒见时，屏拒不纳，长跪谢过，方又列入门墙。话虽如此，作风并没有改多少。《明史》本传：

　　王氏弟子遍天下，率都爵位，有气势，艮以布衣抗其间，声名反出诸弟子上。然艮本狂士，往往驾师说上之，持论益高远，出入于二氏。

　　“二氏”者释、道。龙谿不过杂以禅机，心斋则索性引老庄之说入儒，但这亦可能是术。因为嘉靖在西苑修炼，道教走了一步空前绝后的红运，佛教则从未如嘉靖朝那样被蔑视过。其时有一风气，即以小说戏曲讽刺现实。《西游记》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是唐僧到车迟国，后来才知道车迟国主的宠道灭僧，即是刺的明世宗。

　　泰州学派确是有的，开山鼻祖为王艮，四传至周汝登，已在万历年间，讲学皆不讳禅，“汝登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，辑《圣学宗传》，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。盖万历世，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”。是则泰州学派虽创自为王艮，而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则为周汝登。

　　泰州学派至末流，竟有因果之说，去阳明之学越远，在正统派的儒家看，自是离经叛道。于是明朝最后几位大儒之一的刘宗周颇不满。《明史》卷二百五十五本传：

　　越中自王守仁后，一传为王畿，再传为周汝登、陶望龄，三传为陶奭龄，皆杂于禅……宗周忧之，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。且死（作者按：顺治二年南明亡，六月潞王降，杭州失守，刘宗周在绍兴家居，闻变方食，推案恸泪，自此绝粒，复赴水不死，仍绝食，前后三十六日而死），语门人曰：“学之要，诚而已！主敬其功也。敬则诚，诚则天。良知之说，鲜有不流于禅者。”

　　学者称刘宗周为“念台先生”。念台临死对门人之语，意谓：为学不诚，则讲阳明之学精义的“良知”，很难不以禅理来解释。

　　重建阳明学统，虽由念台发端，而成于黄宗羲。《清史稿》卷四百九十九本传：

　　宗羲之学出于蕺山（刘宗周），阐诚意慎独之说，缜密平实。尝谓明人讲学，袭语录之糟粕，不以六经为根底，束书而从事于游谈。故问学必先穷经，经术所以经世，不为迂儒。必兼读史，读史不多，无以证理之变化。多而不求于心，则为俗学，故上下古今，穿穴群言，自天官地志，九流百家之教，无不精研。

　　观乎其言，则知讲阳明之学而杂以禅者，根底不厚，摭拾宋、明诸儒语录，及佛家语，信口游谈所致。本来参禅是最难也是最容易之事，而阳明之学，精奥微妙，有时与禅理只去一间，毫芒之辨，非学有根底者不能。如阳明谪龙场驿，穷荒无书，唯以默诵旧书作为功课，乃“忽悟格物致知，当自求诸心，不当求诸事物”，此与佛家“顿悟”之说相似。而一悟之下，“喟然叹曰：道在是矣！”若问得道何以如是之易？则引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之说以证之，大半可以接受。凡此，皆黄宗羲之所谓游谈。

　　泰州学派自念台、梨洲师弟以后，不复为人所重。清朝在乾嘉以前，即阳明亦被排斥，因为康熙讲道学以程朱为正统。程朱、陆王，门户之见甚深，比较之下，陆王一派比较客观虚心，清初大儒黄宗羲、孙奇逢为南北两宗师，黄著《明儒学案》，不设程朱之学；孙奇逢著《理学宗传表》，共“十一子”，程朱皆在其内。关中李二曲，其学亦出于阳明，但教人须读二程朱子之书，躬自践履。

　　至于程朱，则无不力攻陆王，贤如陆陇其，亦所不免。学程朱者易流于伪，则更以为能力诋陆王，便促卫道。助康熙讲道学的李光地、熊赐履，恰好都是利欲熏心的假道学，坚持门户为植党之计。乡试四书题限用朱注，固早有功余；康熙二十九年更明定二场命题，得用“性理五书”中的《太极图说》《通书》（按：均周敦颐著），《西铭》《正蒙》（按：均张载撰）。于是天下读书人，十年寒窗，不但要熟读朱熹之书，而且还要明了程朱之学的来龙去脉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既无人敢公然发挥阳明之学，自然更谈不到泰州学派，而况“出入二氏”，讲学近乎传教，更为朝廷所忌。

　　自康熙以来，梨洲一派的阳明之学，尚且受到打击；驳杂不纯的泰州学派，自更当在防制之列。到得雍正，他对儒释道所谓“三教”的态度，正如他的为人一样，表里不一，现在从各种文献中，可以考查出他真正的态度：

　　第一，对外来的宗教，一律采取拒斥的态度，尤以天主教、基督教为然。

　　第二，表面尊儒，实际佞佛，喜欢用“政治和尚”，但此和尚自己不能搞政治。

　　第三，表面辟道，实际上对某些道士颇有兴趣。道教的派别极多，张天师这一派是符箓派，并不吃香。雍正曾将丹鼎派的道士，秘密养在西苑。他的暴崩，很可能像明朝的“红丸案”那样，是由于服食了荷尔蒙成分极高的兴奋剂所致。乾隆即位后，有一僧一道被驱逐出京，一僧是文觉，据说他跟雍正的关系，犹如姚广孝之与明成祖，雍正之杀兄屠弟，皆出于文觉主谋。乾隆对此人深恶痛绝，罚他从北京徒步回南。一道叫王若虚，看《东华录》乾隆对他的告诫，令人想起导同治冶游的王庆祺，被假以他项罪名革职的故事，两者皆有不能认真究治，为先帝讳的难言之隐。

　　到了乾隆，他什么教都不相信，但也并无太大的恶感，比较上有些讨厌道教，我想多少是因为王若虚的缘故，但却因此“祸延”张天师。自明朝以来，“太一真人”正一品的品秩，降为正五品，即出于乾隆亲裁。

　　乾隆以尊儒自命，严防“异端”，当亦有政治作用在内。至乾隆三十九年有山东寿张王伦，以“清水教”作号召，袭城戕吏，凡一月而平。明年河南鹿邑白莲教事发，虽暂时压制，而以吏治不修，导致邪说横行，终于在嘉庆元年爆发为“三省教匪”的巨案，历时七年，始得肃清。

　　所谓太谷教，与白莲教是否有渊源，不得而知。但既有学术作理论基础，其远比白莲教高明，则是必然的。太谷教的创始者，是安徽池州石埭人周星垣，字太谷，蒋逸雪的《老残游记考证》，说他“明阴阳奇赅，能炼气辟谷”，道光初年在扬州，从游者甚众。高弟子两人：一为李平山，字龙川，其学传刘鹗；一即张积中，字石琴。张避地入山东，定居黄崖后，泰州学派即分南北两支，北派即黄崖教。其内幕据蒋逸雪考证是如此：

　　同治二年，捻军窜鲁，积中率其徒众，筑堡垒，购火器，密事防御，远近来者逾千家。

　　黄崖地本偏僻，荒落少人烟。积中来后，数年成市，群呼“七先生”，且有“圣人”者。置文学房，待宾客。设武备房，讲守御。更建祭祀堂，以敬礼神圣。著《指南针》以示规范。五日一开讲，听者袒右臂。年一祭天，夜深参拜，礼节繁重，二甥女素馨、蓉裳（一说素馨为其孙媳）盛装捧剑左右侍，香雾弥漫，烛光冲天，数十里外见之，皆曰：“张圣人祭天矣。”积中精符箓术数，占风角雨候多验，党徒所布，自肥城之孝里铺，济南城内外，东阿之滑口，利津之铁门关，海丰之埕子口及安丘潍县诸处，皆辟市肆，取名泰运、泰通、泰来、泰祥、泰亨等号。千里之外，指挥使令，脉络贯通。绅民只知有张七先生，而不知有地方官吏，威望竟如此。

　　语云：“庶人无罪，怀璧其罪。”张积中的威望超过地方官，则其行为非地方官所能节制，这是任何政治体制之下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。况且从他的宗教仪式以及广设市肆，建立经济基础及情报网的情形来看，难保并无异谋，而拒绝到济南向官方去作解释，更不无情虚之嫌。是故以当时的情况来说，阎敬铭派兵剿办，也是必要的。但派出去的兵比土匪还坏，则阎敬铭不能不负责任。

　　《老残游记》第九章，申子平与玙姑论道，转述黄龙子的话，即为泰州学派宗旨的演义。其言如此：

　　儒释道三教，譬如三个铺子，挂了三个招牌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，柴米油盐都是有的。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，佛道的铺子小些，皆是无所不包的。

　　凡道总分两层，一个叫道面子，一个叫道里子。道里子都是同的，道面子就各有分别了。如和尚剃了头，道士挽了个髻，使人一望而知，哪是和尚，哪是道士。倘若叫那和尚留了头，也挽个髻子，披件鹤氅，道士剃了发，着件袈裟，人又要颠倒呼唤起来了。难道眼耳鼻舌，不是那个用法吗？所以这道面子有分别，那道里子实是一样的。

　　另有六首绝诗，亦就是强调“道面子有分别，道里子是一样的”。这六首诗是：

　　曾拜瑶池九品莲，希夷授我指玄篇。
　　光阴荏苒真容易，回首沧桑五百年。（其一）

　　紫阳属和翠虚吟，传响空山霹雳琴。
　　刹那未除人我相，天花黏满护身云。（其二）

　　情天欲海足风波，渺渺无边是爱河。
　　引作园中功德水，一齐都种曼陀罗。（其三）

　　石破天惊一鹤飞，漫漫黑夜五更鸡。
　　自从三宿空桑后，下见人间有是非。（其四）

　　野马尘埃昼夜驰，五虫百卉互相吹。
　　偷来鹫岭涅槃乐，换取壶公杜德机。（其五）

　　菩提叶老法华新，南北同传一点灯。
　　五百天童齐得乳，香花供奉小夫人。（其六）

虚阁网(Xuges.com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