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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七


  “名为公费,自然是公用,”宝兴问说:“有哪些公用呢?”

  “有的是正当用途,像育婴堂、书院、义学,不过也有总商借此安插闲人的地方,立个甚么务本堂、孝廉堂之类的名目,内有挂名的董事,名额不一,一年要用到二十几万银子。最没有道理的是,养了两个戏班子,只是供总商消遣。还有一种名为‘乏商月折’,盐商之中亏了本,或者遭遇重大变故,以致倾家荡产的,子孙可以凭‘乏商月折’按月支领津贴。”

  “各衙门的陋规呢?”

  “亦称为公费,以盐政衙门、运司衙门为主。”金县令说:“大家都知道大小衙门的书办,是照房头来分的,县衙门天下一律,只有六房;京里六部,户部、刑部照省分来分,天下十七省,亦只有十七房,可是两淮盐务司衙门,各位知道有多少房?十九房!”

  “为甚么要这么多房?”

  这回是方员外代为回答:“不设这么多房,怎么来安插胥吏?”他说:“据我所知办运请引,手续繁琐。一道文书要经过十一个关口,层层节制,就是层层剥削。”

  宝兴点点头又问:“此外还有甚么额外的费用?”

  “那就是‘匣费’了。”金县令答说:“匣费是给汉口引岸跟盐务有关的衙门,一笔总的陋规,由他们自己去分,运商不必再一个个去应酬。”

  “这么说,这笔匣费,数目不小?”

  “也是按引来提,每引提银一两二钱,一百六十多万引总得要一百八十万银子。”

  “陋规、窝价、匣费,非大加裁减,不足以轻本;非轻本不足以敌私。”宝兴带着怀疑的语气问说:“做到了这些,私盐是不是就可以绝迹了呢?”

  这一问,金县令与方员外,都迟疑着未敢作答,倒是大家都管他叫“赵四爷”的军机章京,有很透彻的看法。

  “轻本固可敌私,但只是能对敌而已。轻本,总还是要花成本的,只是减轻而已;私盐根本不完税,也没有那么多陋规,而且漕船回空带私,根本不须水脚,所以如果没有缉私办法,轻本未见得能让私盐绝迹。”

  大家都同意赵四的见解,官盐轻本可以敌私,却不足以绝私;但要如何才能根绝私盐,意见就很纷歧了,有的主张严禁,有的认为漕丁极苦,而回空漕船带私,多年皆是如此,一旦严禁,生计大受威胁,不如变通办法,准漕丁带私,仍完官课,准予发售,如此化私为公,公私两有裨益。可是也有人驳他,这一下私盐将更猖獗,盐务益难整顿。

  先是质难辨疑,慢慢地嗓子越来越大,将演变为意气之争;幸而金县令能言善道,及时解围,讲了两个盐商附庸风雅的笑话,举座哄堂之余,自然心平气和了。

  * * *

  这天这顿饭的好处甚大,不特宝兴与他的随员,以及赵四章京获益不浅,就是内行的方员外,一经金县令现身说法,对于盐务上好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弊病,亦都表里洞明了。因此,当陶澍与王鼎、宝兴密谈改革之道时,只要定出一个宗旨,他们就能很快地拟出办法。陶澍与王鼎,都很务实,决定难处着眼、易处着手,淮北的毛病,不如淮南来得重,所以陋规一律要裁以外,在制度上决定淮北先改,改纲盐为票盐。

  票盐法彻底打破了窝家的制度,人人可以请票即人人可以贩盐,凭票到盐场买盐,由盐官掣给三连票的一联,立定限期运到自己选定的口岸营销,票盐不准相离,以凭查验。运道亦不再经过五坝十杠,而是由王家营的减水坝渡过黄河入洪泽湖;盐包亦不再改捆,出场时每包一百斤,直接运到口岸,盐质非常纯净,光是这一点,便是绝大的改进。

  当然主要的是,成本大为减轻,每引只合到五两多银子,比以前纲盐的成本,轻减了三分之二,盐贩改领票盐,有利可图,自然不愿再违法走私,所以淮北票盐改制不到四个月,请运已超过三十万引,而一纲的总数不过三十六万引。

  至于裁陋规,更是大刀阔斧,毫不留情,盐商公费每年定为三十万两;各衙门公费,裁去八十多万,同时王鼎奏请裁撤两淮盐政衙门,由总督兼管,公费及匣费,减为每引征银四钱,只及以前的六分之一;窝价因为相沿已久,一时还未能取消,规定每引给银一钱二分,几乎只及以前的十分之一。

  此外另一项大改革,即是严禁粮私及船私。粮私即是漕船回空带长芦私盐,估计占正纲三个月的额销,易言之,官课损失四分之一之多。

  漕运总督贵庆徇漕丁之请,奏请许带芦盐,但照章在两淮路纳官课,正就是方员外他们的化私为公的主张,但陶澍坚持不可,因为这一来,即有私枭垫本,购买长芦私盐,除本分利。天庾正供的船只,公然载运私盐,太不成体统。而且两淮纲盐,向例集中仪征,全数运到汉口查验后,再分运至各岸销售;漕船回空,必然随处停泊卖盐,耽误了回空的期限,即是耽误了新漕的北运,这一层关系尤其重大,朝廷认为理由充足,驳掉了贵庆的奏请。

  粮私以外的“船私”,就是纲盐在汉口守轮待售之时,私下偷卖,再凿沉空船,报请“淹销”,照例得以补运,但补运之数,一定超过呈报之数,此即是所谓“船私”,除严密查禁之外,别无善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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