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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六

“好在时间有敷余，准定走两趟好了。” 　　“海运来回的方向不同，去时由东南往西北，回程则相反，初夏多东南风，不利回程。”陈銮问说：“如果风向不利，耽误了第二趟装运，如之奈何？” 　　“这当然在事先要考虑到，不过逆风逆水，船只是走得慢一点，不是不能走。到时候只有见风使帆，格外用心用力而已。” 　　“风险呢？”陈銮又质疑，“我看过《元史，食货志》，自元世祖用丞相伯颜之策，创行海运以后，‘风涛不测，粮船漂溺者，无岁无之，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’；因此，我觉得英相国原奏中所说：‘航东吴至辽海者，往来无异内地’，我倒要请教郁老兄，沙船往来，真的没有风险吗？” 　　“风险怎么会没有？”郁宜稼答说，“不过风险二字，要看怎么讲，同样出事，在甲是风险，在乙就可能不是，未可一概而论。” 　　“老兄倒举个例看。” 　　“譬如洋面上遇盗，在商人是风险，在公家就不是，因为公家有水师保护。”郁宜稼又说：“商人遇盗，又分两种，有的有风险，有的没有。” 　　“这又是甚么道理呢？” 　　郁宜稼笑一笑，似乎不愿意往下说，但禁不住两双眼睛的催促，终于还是说了，“这就好比陆路上的镖行一样，有的镖行，手面阔，吃得开，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汉，都拉得上交情，丢了镖，凭一份名帖就可以把镖要回来，有的就不行。”他停了一下又说：“找镖行找对了，风险就小。商人运南北货也一样，找沙船找对了，这方面几无风险可言；当然费用也不一样。” 　　陈銮与贺长龄都听懂了，原来沙船帮如能跟海盗声气相通，即不至于遇劫；但海盗亦恃沙船帮为耳目，打深消息。看来要剿办海盗，先得留意沙船帮与海盗有无勾结。 　　“遇盗可说是人祸，风涛之险的天灾，遇到了结果应该是一样的，此中莫非亦有趋避之道？” 　　“这要看管舵跟水手是不是得力？至于减少损失，全在未雨绸缪，拿沙船帮来说，货色由货主自己负责，我们损失的只是沉掉的船，不过船从下水以后，每次水脚都要提出多少攒起来，作为汰旧换新之用，加以同行帮衬，打造新船并非难事，所以风险不大。至于货主，亦有弥补之道，譬如一船北货沉掉了，来源不继，行情一定调高，存货卖得起价钱，就贴还了一部分损失。现在外国通行一种保险的办法，有了损失，由保险行估价照赔，更无风险之可言，不比公家的——” 　　郁宜稼突然停了下来，脸上的神情，相当复杂，有些忧虑的模样，实在想不透他何以忽有这样的表情？ 　　经过短暂却不易忍受的沉默，郁宜稼方又开口，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：“不瞒两公说，我此刻心里很害怕。漕粮海运，不遇险则已，一遇险，损失必重，装一千石米的船沉掉了，损失就是一千石米、一条船；就算我的船不要公家赔，死掉的水手总要抚恤吧？这些朝廷不能不管，算起帐来，谁经手这件事谁倒霉！我害怕的是，万一出事，两公遭的祸不轻！” 　　这完全是热爱朋友的一片赤忱，贺长龄与陈銮都非常感动，“老哥如此关爱，感激不尽！”贺长龄拱手为礼，“不过，这一回事成定局，不容退缩，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了。” 　　＊ ＊ ＊ 　　由于在上者实事求是，在下者自然不敢苟且敷衍，所以漕粮海运一事，进行得相当顺利；但由于郁宜稼的忠告，陶澍的僚属，都劝他见好就收，可一而不可再，因此，当第一批漕粮在上海受兑装船，由太仓的浏河出海后，陶澍随即有一道奏折，陈述海运共有六大难处，首言雇沙船之难：“海运创始，人情观望，商船既虞压雇，复惧难交，以致畏缩避匿。” 　　第二条是说管理不易，河运沿途照料起卸漕粮的兵弁丁夫有数千人之多，尚不免失火落水等等事故，现在初行海运，章程亦都是新定，与实际情形是否相合，尚不可知，承运的“委员”再能干，亦难保没有疏失。 　　接下来两条，是谈各处运米至上海交兑时的种种困难，一是同时雇用船只、不敷应付，这样交米的时期，就会参差不齐，“既恐停船待米，又恐米到船稀”，总之船与米无法刚好配合，这一来就会耽误风信。第五条是讲海运的费用，并无成例可循，争多论少，调停不易；最后才谈到天时，“商船赴津，风利东南，回帆又宜西北”，如果第一趟风势不顺，就会影响第二趟运输。 　　话虽如此，这六大难处一项亦不曾发现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无一不尽其妙。船到天津，由特派的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主持起卸盘驳，经过两百多里的河运，全数运抵通州入仓，检验米色，洁净远过河运。费用且比河运来得节省。至于沙船帮的船东，载米而北、运豆而南，水脚收入加倍；像郁宜稼这样出力的船商，又另蒙优旨褒赏，官商上下，真个皆大欢喜。 　　在事官员，当然亦要论功行赏，陶澍赏戴花翎、陈銮加了道衔，大小官员，各有奖叙；首创海运之议的英和，特赐紫缰，这当然是要大学士而有军功时，始蒙赏赐，英和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蒙赏紫缰，多少是个异数。此外，他还兼署好几项重要差使，署理翰林院掌院学士及掌印钥的内务府总管大臣，都是最显赫的职司；朝廷中的红人，除了禧恩，就要算英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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