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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七

琦善的才干确有过人之处，是其是，非其非，属下都能倾心服从。当高家堰修堤时，他已经料到，朝廷必命利害相关的省分，摊派均分；山东与黄运两河的关系最密切，所以早就筹好了六十万两银子，只等朝延的旨意，便可拨付。 　　此举大为皇帝所称许，加以有越发走红的禧恩为他吹嘘，所以升任江督，赋予修治高家堰大堤石工及疏浚运通的重任。但治河即不能通漕，本年用盘坝的办法，勉强应付过去，来年又将如何？ 　　于是建议纷纷，各抒所见，有人主张“折色”，不“征实”而折收银子；有人主张停运一年，将漕米存仓，到后年再运。但经过研议，这两个办法都不可行。 　　江浙两省的漕粮，征足可达二百万石，以一半折色而论，需银两百多万；“地丁”征银，一年一百多万，尚须不断催收，非常吃力，现在忽又增加一倍有余，其势万难。再说，市面上突然增加一百万石米粮，作何用处？滞销导致粮价低落，“谷贱伤农”，大妨民生。 　　至于停运，须知漕船运粮以外，兼有调节物资的重大作用，北方需要南方的绸布、海味，以及其它日用的“南货”；南方需要北方的枣豆杂粮等，更靠“回空”的漕船运输，停运一年，亦为大大影响百姓的生活。 　　总之，通运是必不可缺的，既然河运不通，那就只有海运了。这个主张是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英和提出来的。 　　朝廷降旨，命有关省分的督抚筹议，关系最密切的是江浙两省，浙江覆奏，只有两个海口，一个是乍浦，但因为有海塘之故，海运的沙船无法靠岸；宁波则阻隔曹娥江及钱塘江，要将全省漕米集中到宁波去装船，这笔水脚不得了，所以海运在浙江是行不通的。 　　那就只有江苏了。江苏全省由两江总督及江苏巡抚分治，而海口全在江苏巡抚的辖区内。新任的巡抚陶澍，奉到上谕后，立即邀请由臬司转任藩司的贺长龄来商议。 　　贺长龄字耦耕，与陶澍是同乡，湖南善化人，他是嘉庆十三年的翰林，与陶澍在京师，也是讲学的朋友。大清朝到了乾隆年间，已经没有甚么“反清复明”的思想了，忌讳一去，文网大开，士大夫做学问，不是讲究辞章；便是由“汉学”趋向经术，其中有一派着重经世致用之学，而以湖南人得风气之先，贺长龄便是此一派的巨擘。他将满清入关以来，有裨实用的文字，搜辑成书，名为《皇朝经世文编》，胸怀抱负的有志用世之士，都奉此书为圭臬。 　　找贺长龄谈海运，真是找对人了，他对海运的源流兴废了然于胸；加以随身带了一部《皇朝经世文编》作参考，就越发谈得头头是道了。 　　“海运在元朝就已经有了。明朝永乐年间，会通河修通，因为明太祖原有‘封海’的禁令，所以把海运停了。”贺长龄翻了一下《皇朝经世文编》，接下去说：“到了本朝，黄运两河到了乾隆末年，就常出毛病了，所以嘉庆年间，诏令各省筹议海运——” 　　“其实也只是江浙两省。”陶澍打断他的话说，“我记得那年是嘉庆十六年，江督是勒中堂勒保；他似乎不大赞成。” 　　“是，最不赞成的就是勒中堂。” 　　“他怎么说？” 　　“勒中堂领衔会奏的覆奏中，列举了‘不可行者十二事’，最要紧的一点是‘大洋中沙礁丛杂，险阻难行，天庾正供，不可尝试于不测之地’，又说‘旗丁不谙海道，船户又皆散漫无稽’。海运既兴，河运仍不能废，徒然增加开支。因此，先帝在日，从此没有人敢谈海运。” 　　“那末，耦耕兄，依你的看法呢？” 　　“依愚见，海运所须顾虑者，无非风险二字，此外都不足为虑。”贺长龄紧接着说：“先说费用，如今盘坝驳运，远比海运来得糜费；至于旗丁不谙海道，既雇商船，旗丁所司，无非搬卸漕粮，不谙海道，有何关系？船户散漫，在乎约束，带头得人，何敢散漫？” 　　“是极，是极。”陶澍连连点头，“你我所见略同。至于风险一层，英中堂的原奏，亦曾提到。”他命值签押房的小厮，将英和请行海运的原奏检出来，指着念道：“‘国开承平日久，航东吴至辽海者，往来无异内地，今以商运决海运，则风飓不足疑，盗贼不足虑，微湿浸耗不足患。’这话是过分乐观了，盗贼或不足虑，飓风定不能置之度外，万一风急浪高，沙船失事了，责任谁来承担？这一点，似乎应该预先奏明。” 　　“那是当然的。” 　　“我看，窒碍恐怕还在雇船，有那么多沙船吗？” 　　“那要到上海看了才知道。” 　　陶澍沉吟了一会说：“耦耕兄，我想你我应该分任其事，你主外，我主内；主外事烦，要偏劳你了。” 　　“大人的意思是，让我驻扎海口，就地调度？” 　　“正是。”陶澍又说：“你也应该找个帮手，你看谁好？” 　　“陈芝楣很行。” 　　陈芝楣指松江府知府陈銮，湖北江夏人，嘉庆二十五年，“三元及弟”陈继昌一榜的探花，这年因京察一等外放为松江知府，到任比陶澍还要晚一个月，因此，他不免怀疑：“陈芝楣到任不久，地方情形只怕还不熟悉，他行吗？” 　　“陈芝楣对江苏的情形，并不陌生，他在百文敏幕府好几年，是百文敏极赏识的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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