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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六


  十二月初,文、汪两钦差,随带司官四员,驰驿到了清江浦;孙玉庭、张文浩、漕运总督魏元煜以及其它文武官员总共一百多人,都在一处向来为南北往来大臣过境“请圣安”、名为万柳园的接官厅待命。

  日色将午,只见一名材官,飞骑而至,到得辕门,滚鞍下马,口中高呼:“两位钦差请漕督魏大人请圣安。”

  孙玉庭听得这话,知道他自己跟张文浩,都已革职,说不定还有严谴;因为皇帝即位以来,已有天威不测的名声在外,钦差此来,亦许就会在行馆审问,那就得实时布置一个公堂,所以将清河县知县传来问道:“该预备的事,有预备没有?”

  清河县是带了差役、刑具来的,当下答说:“卑职已经预备了。”

  张文浩的家人亦有预备,一件文青褂、一顶空梁帽,是犯官的服饰,张文浩一见,不免掉泪,孙玉庭便挥一挥手说:“现在还用不着,等一会再说。”

  这时两名钦差的轿子也到了,一直抬入万柳园大门;魏元煜随后跟了进去请圣安。等他回出来后,便有材官来关照孙、张二人连同魏元煜一起“听宣”。

  这时大堂上已设置香案,四名司官一起从中门走了出来,为首的手捧朱谕,在香案前面一字排开。面前跪着的是三名总督。

  于是为首的司官宣读上谕,这名司官是旗人,当过鸿胪寺的读祝赞礼郎,天生一条的嗓子,音吐宏亮,声调铿锵,读到“孙玉庭辜恩溺职,罪无可逭”便停了下来,然后才徐徐问道:“皇上问孙玉庭知罪不知罪?”

  孙玉庭将大帽子摘了下来,连连叩头,口中答说:“孙玉庭昏愦胡涂,辜负天恩,惟求从重治罪。”

  认了罪方始宣示罪名:“着革去大学士、两江总督,再候谕旨。两江总督着魏元煜署理。”

  于是漕运总督魏元煜,三跪九叩谢了恩;接下来便要处分江南河道总督张文浩了。

  “张文浩刚愎自用,不听人言,误国殃民,厥咎尤重。”司员停一下,换一种声音问:“皇上问张文浩知罪不知罪?”

  张文浩伏在地上,痛哭失声;哭声一半是真,畏惧不测之祸就在眼前;一半则是做作,只听他愈哭愈响,口中断断续续地自责:“张文浩罪该万死,求皇上立正典刑”。

  司员等到哭声稍低,方又宣示:“张文浩着即革职,先行枷号两个月,听候严讯”。

  一二品大员,只有河督不适用“刑不上大夫”这句古话,有“枷号河干”的刑罚——戴着伽在河堤上露立示众;因为河督失职,以致堤防溃决,多少人家、家破人亡,民怨极深,不以此处置盗贼的办法来羞辱他,以期平息民愤,或许会激起变乱。

  当然,用的不会是真正用于盗贼,重数十斤的包铁木枷,只是方广尺许的一方薄板,外用黄绸包裹,开一个口子,套在张文浩的脖子上,随即簇拥而去。

  * * *

  不久,张文浩与孙玉庭的处分都确定了,张文浩是充军到伊犁;孙玉庭则戴罪图功,上谕中说:“孙玉庭自嘉庆年间总督两江,公事妥协,朕亲政以来,授为大学士仍管总督事务,数年来整顿地方,不遗余力,即如查拿盗枭匪犯,节次缉获数百名,商民均资利益,且其操守素好,正己饬属,不愧封疆之寄。”

  上谕又言:“本年因张文浩将御黄坝堵遏,致有高堰浸口之事,孙玉庭不早参奏,致误要工,咎无可辞,本应革职,姑念总督事繁,河工究系兼辖,着改为革职留任,并革去太子少保衔。”

  接着复又降旨,命孙玉庭偕同新任漕运总督颜检会办本年新漕转运。同时会同文、汪两钦差,筹议修复高家堰决口,以及“借黄济运”的办法,勘估下来,经费需三百万两,朝廷准予照拨,结果运河仍旧淤塞不通,漕船无法进入黄河。

  运河淤塞不通的原因,是“借黄济运”必生的恶果,所谓“借黄济运”即是开放御黄坝,将黄河之水灌入运河,以期提高水位,能浮送漕船。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,因为黄水混浊,“一石水、六斗沙”;而沙与泥不同,所谓“勤泥懒沙”,泥可随水流动,而沙则停滞不动,因此“借黄济运”势必使运河淤塞、河床垫高,满载的船只,吃水甚深,水浅就动弹不得了。

  另一方面,黄河必须水势劲急,方能将停滞之沙冲刷而下,此即明末治河名臣潘季驯所创治黄河两大要诀之一的“束水攻沙”。如今黄河之水,灌入运河,水流缓慢,不能发挥“攻沙”的作用,亦就更易于淤塞了。

  因此,到了夏至已过,本来漕船应该全数渡黄河的,这年却仍有一半滞留在清江浦以南,迫不得已,孙玉庭奏请用“盘坝”的办法,将漕粮运到通州——在清江浦雇人将漕粮一袋袋肩负至山东临清州,再征雇驳船,由北运河转输通州。这笔费用不轻,两百万石漕粮盘坝连雇驳船的费用,总计需银一百二十万两。

  朝廷迫不得已,只有照拨。革职留任,戴罪图功的两江总督孙玉庭,无须留任,遗缺调山东巡抚琦善继任。

  这琦善是蒙古人,姓博尔济吉特,这一族的蒙古人,与大清朝的皇室,世为婚姻,可说是国戚。琦善祖先,当年率部归诚,因而得封侯爵;琦善在嘉庆十三年以荫生的资格被任为刑部员外郎。六部办案,都讲究萧规曹随,要依照以前的例案,尤以刑部为甚,但例案只有书办熟悉,所以司官大都为傀儡,全受书办的摆布。

  琦善是个极有志气的人,决意要自立,因而以三百两银子为贽敬,拜了一名书办为老师,延请到家,学习刑名。如是两年工夫,终于精通了律例,成为刑部司官中出类拔萃的人物,嘉庆十七年升郎中,下一年京察一等,擢升通政副使,不久外放为河南臬司,由臬司而藩司、而巡抚,道光元年调任山东;父死袭爵,人称“琦侯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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