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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六

　　十二月初，文、汪两钦差，随带司官四员，驰驿到了清江浦；孙玉庭、张文浩、漕运总督魏元煜以及其它文武官员总共一百多人，都在一处向来为南北往来大臣过境“请圣安”、名为万柳园的接官厅待命。

　　日色将午，只见一名材官，飞骑而至，到得辕门，滚鞍下马，口中高呼：“两位钦差请漕督魏大人请圣安。”

　　孙玉庭听得这话，知道他自己跟张文浩，都已革职，说不定还有严谴；因为皇帝即位以来，已有天威不测的名声在外，钦差此来，亦许就会在行馆审问，那就得实时布置一个公堂，所以将清河县知县传来问道：“该预备的事，有预备没有？”

　　清河县是带了差役、刑具来的，当下答说：“卑职已经预备了。”

　　张文浩的家人亦有预备，一件文青褂、一顶空梁帽，是犯官的服饰，张文浩一见，不免掉泪，孙玉庭便挥一挥手说：“现在还用不着，等一会再说。”

　　这时两名钦差的轿子也到了，一直抬入万柳园大门；魏元煜随后跟了进去请圣安。等他回出来后，便有材官来关照孙、张二人连同魏元煜一起“听宣”。

　　这时大堂上已设置香案，四名司官一起从中门走了出来，为首的手捧朱谕，在香案前面一字排开。面前跪着的是三名总督。

　　于是为首的司官宣读上谕，这名司官是旗人，当过鸿胪寺的读祝赞礼郎，天生一条的嗓子，音吐宏亮，声调铿锵，读到“孙玉庭辜恩溺职，罪无可逭”便停了下来，然后才徐徐问道：“皇上问孙玉庭知罪不知罪？”

　　孙玉庭将大帽子摘了下来，连连叩头，口中答说：“孙玉庭昏愦胡涂，辜负天恩，惟求从重治罪。”

　　认了罪方始宣示罪名：“着革去大学士、两江总督，再候谕旨。两江总督着魏元煜署理。”

　　于是漕运总督魏元煜，三跪九叩谢了恩；接下来便要处分江南河道总督张文浩了。

　　“张文浩刚愎自用，不听人言，误国殃民，厥咎尤重。”司员停一下，换一种声音问：“皇上问张文浩知罪不知罪？”

　　张文浩伏在地上，痛哭失声；哭声一半是真，畏惧不测之祸就在眼前；一半则是做作，只听他愈哭愈响，口中断断续续地自责：“张文浩罪该万死，求皇上立正典刑”。

　　司员等到哭声稍低，方又宣示：“张文浩着即革职，先行枷号两个月，听候严讯”。

　　一二品大员，只有河督不适用“刑不上大夫”这句古话，有“枷号河干”的刑罚——戴着伽在河堤上露立示众；因为河督失职，以致堤防溃决，多少人家、家破人亡，民怨极深，不以此处置盗贼的办法来羞辱他，以期平息民愤，或许会激起变乱。

　　当然，用的不会是真正用于盗贼，重数十斤的包铁木枷，只是方广尺许的一方薄板，外用黄绸包裹，开一个口子，套在张文浩的脖子上，随即簇拥而去。

　　＊ ＊ ＊

　　不久，张文浩与孙玉庭的处分都确定了，张文浩是充军到伊犁；孙玉庭则戴罪图功，上谕中说：“孙玉庭自嘉庆年间总督两江，公事妥协，朕亲政以来，授为大学士仍管总督事务，数年来整顿地方，不遗余力，即如查拿盗枭匪犯，节次缉获数百名，商民均资利益，且其操守素好，正己饬属，不愧封疆之寄。”

　　上谕又言：“本年因张文浩将御黄坝堵遏，致有高堰浸口之事，孙玉庭不早参奏，致误要工，咎无可辞，本应革职，姑念总督事繁，河工究系兼辖，着改为革职留任，并革去太子少保衔。”

　　接着复又降旨，命孙玉庭偕同新任漕运总督颜检会办本年新漕转运。同时会同文、汪两钦差，筹议修复高家堰决口，以及“借黄济运”的办法，勘估下来，经费需三百万两，朝廷准予照拨，结果运河仍旧淤塞不通，漕船无法进入黄河。

　　运河淤塞不通的原因，是“借黄济运”必生的恶果，所谓“借黄济运”即是开放御黄坝，将黄河之水灌入运河，以期提高水位，能浮送漕船。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，因为黄水混浊，“一石水、六斗沙”；而沙与泥不同，所谓“勤泥懒沙”，泥可随水流动，而沙则停滞不动，因此“借黄济运”势必使运河淤塞、河床垫高，满载的船只，吃水甚深，水浅就动弹不得了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黄河必须水势劲急，方能将停滞之沙冲刷而下，此即明末治河名臣潘季驯所创治黄河两大要诀之一的“束水攻沙”。如今黄河之水，灌入运河，水流缓慢，不能发挥“攻沙”的作用，亦就更易于淤塞了。

　　因此，到了夏至已过，本来漕船应该全数渡黄河的，这年却仍有一半滞留在清江浦以南，迫不得已，孙玉庭奏请用“盘坝”的办法，将漕粮运到通州——在清江浦雇人将漕粮一袋袋肩负至山东临清州，再征雇驳船，由北运河转输通州。这笔费用不轻，两百万石漕粮盘坝连雇驳船的费用，总计需银一百二十万两。

　　朝廷迫不得已，只有照拨。革职留任，戴罪图功的两江总督孙玉庭，无须留任，遗缺调山东巡抚琦善继任。

　　这琦善是蒙古人，姓博尔济吉特，这一族的蒙古人，与大清朝的皇室，世为婚姻，可说是国戚。琦善祖先，当年率部归诚，因而得封侯爵；琦善在嘉庆十三年以荫生的资格被任为刑部员外郎。六部办案，都讲究萧规曹随，要依照以前的例案，尤以刑部为甚，但例案只有书办熟悉，所以司官大都为傀儡，全受书办的摆布。

　　琦善是个极有志气的人，决意要自立，因而以三百两银子为贽敬，拜了一名书办为老师，延请到家，学习刑名。如是两年工夫，终于精通了律例，成为刑部司官中出类拔萃的人物，嘉庆十七年升郎中，下一年京察一等，擢升通政副使，不久外放为河南臬司，由臬司而藩司、而巡抚，道光元年调任山东；父死袭爵，人称“琦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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