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虚阁网 > 高阳 > 石破天惊 | 上页 下页 |
| 九八 |
|
|
|
制造局尚未开工，库存械弹，则已告罄；迫不得已只有向日本军火商“泰平组合”接头。这个组合是由日本几家大贸易商——大仓喜八郎的大仓组，三井物产及高田商会等，共同出资组成，跟日本军部勾结，用低价购入日俄战争所遗留的剩余军火；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。当辛亥革命发生后，泰平组合就做了两笔好生意，第一笔是武昌首义之后，清廷决定派陆军大臣应昌领兵三万沿京汉路南下；应昌与日本驻华北的青木少将磋商，要求迅速供应大量炮弹、枪弹及步枪，因而由日本政府授意泰平组合，与北京陆军部签订了一份总额二百七十三万日元的购买军火合约，全部价款分三期交付，但清廷只在订约时交了第一期，就无力履行合约了。 第二笔就是卖给革命军。第一批是私人之间的秘密交易；第二批便已得到日本政府的默许。因为其时西园寺内阁的对华政策，已经有了改变，原来是支持袁世凯，此时认为同时支持革命党与袁世凯对日本最有利，第一、中国如果发生长期南北对抗的情况，日本便有混水摸鱼的可乘之机；其次，南京的光复，足以平衡革命军在武汉失利的情势。换句话说，即使和议不成，革命军也可以站得住脚，在武力周旋之下，亦未必不能打败袁世凯的北洋军队；所以应在此时为将来要求权利留余地。总之在日本传统的双重性格外交政策之下，不论孰胜孰败，日本都可收左右逢源之利。 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有吉，在得到他的政府的电令以后，让大仓洋行由海道运到步枪一万二千枝、子弹二千万发，机关枪六挺、山炮六门、炮弹五千发，直接在南京下关交货；经大本营兵站局，转发前线。这批军火，大多已逾有效使用年限；可是对北伐的革命军来说，却觉得深为得力。 ＊＊＊ 第二军沿津浦路推进，气势如虹；在黄花冈一役贻误戎机的姚雨平，这次表现得很好，所领粤军骁勇善战。张勋的“辫子军”在蚌埠以北与革命军接战，一败于固镇，再败于宿州，于是弃徐州、遁济南，北方大震。 谁知这一来反倒造成了袁世凯的机会。这个窃国大盗的手法是：一方面挟北洋势力与南方周旋；一方面又利用革命党的声势，胁迫清廷。而自和议开始以后，更在暗中用分化渗透的手段，在革命党内部有所活动；好些目光短视、意志不坚，而有发言地位的人，都有一种议和的关键系于袁世凯的想法。汪精卫是早与袁世凯通了款曲的，甚至黄克强亦动摇了。 他本来是意气风发的豪杰之士，而汉阳一败，丧失了锐气，也丧失了信心，加以作为南方革命军精锐的浙军，对他不免轻视，越发增加了他的内心苦闷，而此苦闷的发泄，便是倾向立宪派与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改良派的论调：“武装革命时期已过，今后当注全力以争国会与宪法，即为巩固共和、实现民治的正轨。” 因此，早在和议刚开始时，黄克强便以副元帅摄行大元帅职务的身份，派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，与北方的秘密代表保定陆军小学堂监督廖宇春，签订了一份和议秘密条款，一共五条：第一条、确定共和政体；第二条、优待清皇室；第三条、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。这就是许袁世凯以国家最高名位。廖宇春所提的原案是：“组织共和政体、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。”顾忠琛承黄克强之命，认为无须明言，所以仿照楚怀王约法“先入咸阳为王”的故事，作此措词。以后各次和议大致便都是以此三条原则为讨论的重心；而袁世凯的一切部署策略，便亦都是朝“优待清室，攫取政权”这八个字去进行的。 革命军北伐的进展，在袁世凯看来，是“推翻清政府”的时机已到。在此以前，和议仍在秘密进行，所争议的是优待清室条件，已告确定的是，清帝的名号不废，陵寝宗庙得永远奉祀，退居颐和园，保护私产，并优给岁俸，不少于每年三百万元之数。逸仙先生原来只允许每年拨给五十万元；是汪精卫极力主张从优，才增加了六倍。 袁世凯的行径过于曹操，却又不愿有“今曹操”的名声，所以尽管是这样的优待条件，他还要替清室一争再争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，亦就在汪精卫从中奔走游说之下，一让再让，岁费增到四百万元；“退位”字样改为“辞位”；宫内侍卫、太监等等，照常留用。 争得告一段落，应该可以开始逼宫了，恰好革命军北伐，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借口，首先是指使外务大臣胡维德、民政大臣赵秉钧、邮传大臣梁士诒等，联名入奏：“人心已去，请速颁共和”；接着是命令段祺瑞等四十七将领，电请清帝退位。而又正好遇到拥清最力、主张硬干到底的军咨使良弼被刺，将满清的亲贵王公，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。这样清帝的退位，便如箭在弦上了。 主战最力的肃亲王善耆和小恭王溥伟，原来组织了一个“宗社党”想作最后的挣扎；此时见大势已去，分别离开北京，一个到青岛托庇于德国租界；一个到旅顺想转往日本，却未能如愿。而隆裕太后，终于在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，宣布了退位诏书。 诏书出于临时政府实业总长、南通状元张謇的手笔，经唐绍仪同意以后，电报北京照发。其中最要紧的一段是：“今全国人民心理，多倾向共和，南中各省，既倡议于前，北方诸将，亦主张于后。人心所向，天命可知！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，拂兆民之好恶？是用外观大势，内审舆情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，定为共和立宪国体。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，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。即由袁世凯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，总期人民安堵，海内乂安。”谁知等到正式诏书发表，在“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”之下，加了这样一段：“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，当兹新旧代谢之际，宜有南北统一之方。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。”这当然是袁世凯所篡改，用意是要表示，他的取得政权，是出于满清的“禅让”。可是这也就是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表示。 一直雍容大度、不以个人出处萦怀、惟求理想实现的逸仙先生，到此才有雷霆一怒，痛责袁世凯与唐绍仪的不当。他们当然推诿于清廷；而且表示退位诏书等于个人的遗嘱，决无死而复生、重加修正的道理。 于是经过汪精卫之流的说好说歹，由袁世凯发电承认临时参议院及总统；并通令北方各军，改用民国旗帜，作为服从逸仙先生领导缔造的中华民国的表示。 ＊＊＊ 当南京光复，革命情势好转之际，眼见投机分子如林述庆之流的妄自尊大，争权夺利，蒋先生就已深感痛心。他对革命事业，并不像许多浅薄浮嚣的同志那样，一味盲目的乐观；在他冷静锐利的眼光透视之下，不待逸仙先生表示退让，就已看出革命事业必受挫折，而且需要经过盘根错节的长期奋斗，才能克底于成。因此，他决定留学德国，去研究军事和国防计划；而第一步的计划是重新东渡日本，完成未竟的士官见习，同时补习德文，为留德的准备。 而了解他在光复杭州所作的贡献的人，却不了解他的内心；只赞美他“功成不居”，是光风霁月的襟怀。 当然，陈英士是深切了解的；在他动身以前，有不知多少次的促膝深谈；送上船时，更觉依依不舍，而所谈的却仍然是革命。“手无寸铁，集众数百；武昌一呼，全国振荡，这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之造成，完全是由于革命精神贯注其中之故。谁知道，民国刚刚出现，革命精神就已经消沉了。”他问蒋先生：“你说，这是什么原因？” “革命的目的，在实现主义。如果对三民主义没有彻底的认识，只由于‘排满’这个名词的号召，而参加革命；那末，满清一推翻，在他们看革命就算成功，革命精神自然就消沉了。” “这是探本穷源之论。”陈英士深以为然，“追随逸仙先生的同志虽不少，了解主义、了解逸仙先生的理想的，实在不多。以妥协为议和，以屈服为统一，错了！” “是的，现在错了！期望将来不错。这就是我觉得必须充实我自己的原因。” “好！”陈英士深深点头，“时势所造的英雄，不是真英雄；能创造时势的英雄，才是真英雄。逸仙先生不止一次跟我谈到你；对你的期望极深。我也相信你一定是真英雄！‘安危他日终须仗，甘苦来时要共尝！’介石，为国珍重！” 长鸣的汽笛在催送行的人下船了！彼此有泪，却都不愿使对方看到，各自背转脸去，悄悄拭去。 海天辽阔，碧波浩瀚，令人心胸一壮；蒋先生收拾起满怀的别绪，以一瓣心香，为良朋默誓：“我要回来！我要回来重振中华雄风！” （全书完） |
| 虚阁网(Xuges.com) |
|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