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破天惊(96)_高阳

九六

　　这是一个正确合理的判断，但此时发表，对逸仙先生至为不利；根据过去的种种遭遇可以推知，清廷驻美使馆及保皇党，必将有不利于他的举动。因此，逸仙先生的行动格外谨慎，避开追踪的新闻记者，由圣路易秘密抵达芝加哥。

　　在芝加哥，逸仙先生认为应有一种侧面表示政治主张的必要；因而策动当地同志，召开了一次情况异常热烈的“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”。通过报纸的传播，将“中华民国”The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国号宣示于广大的美洲。

　　在芝加哥“隐居”了一个星期，孙逸仙先生在八月底到纽约，随即航海抵达伦敦；在荷马李的协助之下，邀约了英、法、德、美四个国银团的负责人会谈，磋商停止对清廷的大借款。

　　这由英国为首的四国银团，与清廷曾达成两大借款的协议，一项是川汉铁路大借款一亿元；令一项则是币制借款一亿元。四国银团表示，中国借款的进行，是由英国外务大臣主持，他们不能做任何主张。于是逸仙先生委托英国维加炮厂总经理为代表，与英国外务大臣葛雷磋商；向英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：第一、停止对清廷的一切借款；第二、劝请日本政府停止对清廷的援助；第三、撤销英属各地对逸仙先生的放逐令。

　　这三个条件，英国政府完全接受。逸仙先生便回过头来再跟四国银团谈判；一切依照国际公法解决，已经发行的债券，应该由中国新政府承受其权利与义务。四国银团的负责人向逸仙先生说：“今后四国银团对中国的贷款，决定以新政府为谈判对手；所以阁下现在最急要的一件事，就是回国组织新政府。我们派一位代表，随同阁下到中国。贵国新政府成立以后，请跟我们的代表磋商一切。”

　　这是一个最扼要的结论。逸仙先生得此圆满的结果，欣然离英，渡海峡到巴黎，会见了法国的“老虎总理”克里孟梭与外交部长皮恭，以及下院议员多人，受到了极诚恳的礼遇；得到了支持中国革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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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时候的袁世凯，见风使舵，翻云覆雨，正在展开极大的投机手段。汉阳陷落，他认为革命势力受挫，和议的时机已经成熟，求助于他在韩国的旧交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，转饬他的驻汉口总领事，出面调停休战议和；而南京的光复，却又正好给了他一个恐吓逼迫“孤儿寡妇”——宣统皇帝和隆裕太后的机会。所以在十月十六，就有“懿旨”，准监国摄政王载沣引咎退位，以醇亲王的身份，退归藩邸。嗣后用人行政，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，及各国务大臣承担责任。袁世凯亦就正式宣布，委邮传部大臣唐绍仪为全权代表，与革命军议和。

　　革命军本来不肯谈和。但一方面由于汪精卫受袁世凯、袁克定父子的笼络，为之秘密奔走疏通；另一方面由于黎元洪一派，认为革命重心移到东南，深感势孤，因而亦有妥协的倾向。结果，终于在“利用袁世凯，则革命成功事半而功倍”的论调盛行之下，集会汉口的十一省代表，推派伍廷芳为南方议和代表。

　　这是十月十五的事；十三天以后，双方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厅举行第一次会议。伍廷芳的参赞中，居然有一个与北方暗通款曲的汪精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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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逸仙先生由海道东归，在十一月初二抵达香港时，和议还只开过两次会，达成了一项继续停战的协议。而革命局势的演变，到此亦已分明；爱新觉罗皇朝是垮定了，所谓南北议和，只是革命党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之间，如何求得妥协？

　　广东都督胡汉民是反对妥协的。他特地与廖仲恺由广州到香港去欢迎逸仙先生；同时有所劝阻，“清廷人心尽去，只是还有北洋几镇兵力没有打破，所以还能苟延残喘。袁世凯心存叵测、首鼠两端，而所恃的，亦不过这几镇兵力。唯有将北洋势力扫除，革命才能彻底。”他说：“先生一到上海，众望所归，一定会得到拥戴；中央政府亦当然要设在南京。可是无兵可用，何以直捣黄龙。不如留在广东，整理军队；得精兵数万，堂堂而前，才有胜算。倘或徒鹜虚声，定会后悔。”

　　不与残民以逞、满清余孽的北洋军队妥协的原则，逸仙先生认为完全正确。但对胡汉民提出的做法，他却不能同意，“展堂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只看到一隅，没有看到全盘。以形势而论，上海、南京都在前方，我既然领导革命，已经回国，不以身当其冲，而退处广东，以修战备，这是拾难就易。各方同志对我的期望很殷切；你想想，到此地步，他们会作何感想？何况，我恃人心，敌恃武力，这你已经看得很透澈了的；既然如此，何故不善用我所长，进一步延揽人心，而用我所短，去修一时未能收功的战备？”

　　这是根据逻辑所作的极谨严的推论；胡汉民无以为答。

　　“目前武汉有纷歧之势，宁沪内部亦不尽协调；倘或置之不理，坐待敌人分化，而说将来可以举兵恢复，这那里是明智的打算？”逸仙先生又忧虑地说：“革命军初期，声势浩大，列强仓卒之间，不知如何应付，所以暂时保持中立，观望着再说。如果革命军的形势受挫而不图挽救，列强的态度马上会变。太平天国的往事，难道你们都忘掉了？洪杨初起，英法各国都愿意修好；等到咸丰十一年发生宫廷政变，恭王用事，重用曾左胡李，安庆为湘军所收复；淮军援沪，英法的态度大变，组织‘常胜军’、‘常捷军’援清。以昔视今，类似戈登之于太平天国的手段正多，岂可不虑？总而言之，革命的历程，盘根错节，不可一蹴而几。如今不妨先告一圆满的段落，第二步再扫除北洋军阀。我如果不到东南，对内调和各方的意见，对外取得各国的承认，凡此大计，没有人可以担任。展堂，你跟我走！”

　　“是！”胡汉民不自觉地服从了，“我请陈烱明代理都督；跟先生一起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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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到上海那天是十一月初六，轮船停泊在吴淞口外，等待领港时，欢迎的同志就已赶到，陈英士、黄克强、还有汪精卫。乌目山僧黄宗仰亦到了，代表他的居停哈同与罗迦陵夫妇，奉迎逸仙先生下榻爱俪园。

　　当天的访客，就络绎不断，爱俪园前，冠盖云集。陈英士、黄克强与宋教仁秘密商定，推举逸仙先生为大总统；随即分头向各省代表接洽，获得极好的反应。

　　于是第二天在各界假座爱俪园盛大欢宴之后，陈英士、黄克强、宋教仁、胡汉民、汪精卫、张静江、马君武、居正等人，齐集逸仙先生的寓所，讨论中央政府的组织型态。

　　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，专攻法制经济，对各国政治制度，颇下过一番苦功；醉心于欧洲式的民主政治，此时首先发言：主张采用内阁制。

　　逸仙先生不能同意；他主张采用美国的总统制，“内阁制需要一个完善的国会，并且宜于在政治已上轨道的承平时期，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，而以内阁总理对国会负责，断断不是当前非常时期所宜采用的。我们对于某一个人，既然唯一置信推举，就不能再设加以防制的法度。革命不过初步成功，来日方难；我既承各方谬许，亦断断不肯自居为神圣事业上的一个赘疣，反误了革命大计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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