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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八五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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擦完马还要喂马，直到将马“伺候”得舒舒服服，不断喷鼻掀蹄，跃跃欲试的时候，方轮到擦马的人吃早饭。 这是蒋先生初到部队最不惯的一件事。日本军队的规定，每人每餐只许吃一中碗的米饭；佐餐的是三块“泽庵渍”或者一片咸鱼，只有到了星期天，或者遇到什么“天长节”之类的庆典之日，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与肉片。最初半个月，蒋先生实在吃不饱；白天毫无办法，到了晚上才能得到一点额外的补充，到军营的“酒保”中去买些饼干充饥——一次只能买两三片，迟了还买不到；是粗糙得常人所难下咽的点心。然而在蒋先生，就凭这两三片饼干的补充，获致了情绪上的稳定。始终保持着弥满的精力。 物质上的苦还不算苦，精神上的压迫，才是动心忍性的磨练；他是二等兵，连一个上等兵都能呼来喝去地指使他洗衣服、擦皮鞋、理寝具，稍不如意，非骂即打。这一切他不但能逆来顺受，而且甘之如饴；因为他常默诵孟子上的话：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“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……” ＊＊＊ 当此时也，逸仙先生已由日本抵达新加坡；随即转赴槟榔屿，积极整顿同盟会务。函召黄克强、赵声、胡汉民、邓泽如，和他的长兄德彰到槟城，并约本地的党员、怡保的代表，开了一次决定今后行动方略的秘密会议。 会中的气氛沉闷。因为广州之役败于李准之手，破坏了最精锐的机关，失去了最利便的地盘，这个打击实在太大。而事败以后，新军同志纷纷亡命港澳南洋；招待安插，在在要钱，许多新军同志，在九龙开垦耕种，境况极苦。在维持生活都大成问题的情况之下，高谈未来的革命计划，似乎成了一种可笑的奢望。 只有逸仙先生始终保持着坚强的信心，特地在会前召集亲信同志，极力鼓励。 逸仙先生是拿他自己的遭遇来开譬，从光绪二十一年重阳广州举义开始，十六年间一共九次革命，每一次都是困难重重；个人所遭受的冷漠、讥嘲、诬蔑、更不知凡几！就拿这两年来说，光复会的陶成章便蓄意打击他的声望，拿他的筹饷，比作康有为的行径说是：“孙某人借运动革命为名，到处捐钱；他家里已经发了大财！”其实呢，他的长兄德彰为革命破家，迫不得已迁离檀香山，在九龙租屋，奉母以居；以后又在牛池湾盖了几间草房，养鸡种蔬菜，过着极清苦的日子。这些境况，经南洋的同志切实调查，才知道陶成章是恶意散播谣言。 “去年夏天，先母下世，我竟无法奔丧！因为整顿槟城会务的事，刚刚开始，放不下手；精卫谋刺载沣不成被捕，亦要设法营救。为了革命，只好做不孝之子。”逸仙先生拭一拭眼泪又说：“我个人平生遭遇的拂逆，都不足计较，所关心的是革命的形势。如今革命风潮一天比一天盛；华侨思想一天比一天开通，这是再好不过的事。至于说到成败，失败一次，能够再举，就是成功；所以九次失败，亦就是九次成功。只要再接再厉，最后一定成功；倘或罢手，那就是真正的失败！然而，”他语气一转，用非常坚定有力的声音，“这个失败，是我们的失败！革命是不会失败的；因为打倒满清，创建民国，已经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希望！” 这番出于高度理智的议论，鼓舞了大家的意志，重新激起热诚和勇气。于是逸仙先生又表示：如果众志不衰，最困难的筹饷一事，仍旧由他来担任。 “那就决定再举！”赵声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办法：“如今第一次要做的事，就是派人送几千块钱回国，维持集中在九龙的新军同志的生活，免得大家散掉，然后才谈得到组识机关，卷土重来。我们当然亦要马上回香港，这笔川资要请逸仙先生想办法；如果事有可为，又非几十万巨款不可。” “是的。这一次我们要作破釜沉舟之计，请大家先研究起义的计划。” 谈到起义的计划，当然是以黄克强和赵声的意见为主。当时决定，仍以新军为主干，另外挑选同志五百人作为“先锋”，首先发难，领导新军及民军，分头起义。发难的地点，亦仍旧选在广州。广州一下，由黄克强统一军出湖南，趋湖北；赵声统一军，出江西，趋南京。同时派人联络湖北、湖南的新军，以及在上海活动的陈英士；在黄、赵由广东统兵分趋长江上下游时，起而响应。只要长江一定，中原在握；打倒满清皇朝，就如摧枯拉朽。 预计要筹的经费，暂为十万元。逸仙先生认为过去几次革命的失败，每每因为筹款购械，械未至而人先集，这三种因素未能密切配合的关键，就在临渴掘井去筹款，所以款项多一分，筹备足一分；他这次准备用“中国教育义捐”名义，广发捐册，这样可以避免居留地政府的干涉。 ＊＊＊ 方略既定，开始筹款。这是辛酸与兴奋交杂，极能使人情感激动的一件事。 邓泽如有个好朋友姓陆，被卖“猪仔”卖到南洋；做苦工做出了头，成为“猪仔”中的头子。接着又包赌包捐，发了大财。他常有事找邓泽如帮忙，但是遇到革命义捐，他却一毛不拔；而且总是这样回答：“恐怕你们没有成功的把握呢？等到你们有了把握，我一定帮助你们。” 这一次去向他募捐，他仍旧拿这套话来敷衍；不但不捐，还要请邓泽如做他私人财产的总管理人。 “我管不了你的许多事情。”邓泽如很生气地说：“我还有我自己的正当事业。”说完，掉头而去，从此绝交。 还有个姓卢的，是做橡胶起家的暴发户。邓泽如与胡汉民上门求教；舌敝唇焦地谈了三个钟头，他才接过捐簿，背转身去写好；卷一卷簿子，打躬作揖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请原谅，请原谅！” 这样客气，邓、胡二人便不好意思当场揭捐簿去看。告辞出门，翻开簿子一看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：“二十元！” 不过，像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少数；大多数的侨胞，特别是商号伙友和工人，更特别是年轻的商号伙友和工人，听说为革命募捐，一捐就是数十元，或者豪爽地说：“我捐两个月薪水。” “太多了，太多了！”募捐的同志觉得过意不去，“捐两个月的薪水，你连饭都不要吃了吗？” “不要紧！我可以借薪水。钱是赚来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只要革命成功，让我们挺得起腰，捐两个月薪水算什么？” 就这样，一日一夜之间，捐了八千多元；决定由赵声先回香港，统筹大事。 ＊＊＊ 阴历年底，统筹部成立于香港跑马地三十五号；其时逸仙先生已由南洋经欧洲转道美国去筹饷了。 统筹部推黄克强为部长，赵声为副；起义军事的指挥则相反，由赵声当总指挥，黄兴为副。 统筹部的组识共分八课：调度课长姚雨平，交通课长赵声兼，储备课长胡毅生，编制课长陈烱明，秘书课长胡汉民，出纳课长李海云，调查课长罗炽扬，总务课长洪承点。 另外在摆花街设立实行部，专门制造炸弹，其中最得力的好手是四川人喻培伦；他是汪精卫谋刺载沣的七人“暗杀团”中的一员，事先与汪精卫的未婚妻陈璧君到日本购买高性能的炸药，因而案发得以幸免，此时归队香港，用其所长，派在实行部，大献身手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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