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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三


  东渡进入东京振武学校不久,就听到镇南关起事的消息;蒋先生早蓄革命之志,亟于见诸行动,但为他的朋友张恭所劝阻,只好暂加忍耐。

  他的朋友都是革命志士,其中最凸出的一位是苏玄瑛。他本名叫苏子谷,是逸仙先生的同乡苏杰生的儿子;苏杰生是横滨的华侨,在英商专营茶业的贸易行中做买办。当时华侨的风气,无论携眷与否,都喜欢置日妇外室,广东话叫做“包日本婆”;最初是买卖方式的露水姻缘,日久情生,形同配偶,如果有了子女,关系更加密切。苏子谷的母亲,就是在这种习惯之下,与苏杰生同居的;苏杰生替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,叫做亚仙。

  在苏子谷十一岁那年,中日战争爆发;苏杰生挈妇携雏回广东,家道因而中落。于是苏杰生将亚仙母子送回日本,倚靠苏子谷的姑夫林紫垣生活;第二年,也就是苏子谷十五岁的那年,横滨华侨开办大同学校,他考入乙级就读。乙级只授中文,采用“昭明文选”的论文书启为课本;苏子谷资质鲁钝,不甚了了,两年以后方始升入甲级,兼习英文。

  不久,由于林紫垣的资助,苏子谷得以升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。但是,林紫垣所供给的生活费用,每月只有十圆,仅敷“下宿屋”的膳宿两费;为了要省下钱来买书,他迁到最低廉的、只有最穷苦的学生才住的下宿屋。房东所供给的米饭,竟搀和着石灰;晚上亦没有灯。没有灯不能读书,需要学生自备,而苏子谷没有钱买石油,只好坐在黑头里。同寓的人问他,他说:“我的书,白天就读熟了,何必晚上再点灯读书?”

  就是这样刻苦的生活,也只维持了两年;林紫垣的接济忽然中断了!苏子谷大窘。幸好,当时驻日使馆中,主管学务的汪大燮,是个相当开通的人,准许各省优秀学生改充公费生;苏子谷便由横滨华侨保送,转入振武学校学习初级陆军。

  其时留日学生的组织“励志会”,因为有一部份重视利禄的人,跟官场相当接近,日渐腐败;所以倾向革命的有志之士叶澜、汪荣宝、张继等人,准备另外组织新团体,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。新团体的定名,本来预备参照义大利独立之前,一八三一年马志尼组织“少年义大利”,主张立宪共和的史实,名为“少年中国会”;但怕刺激满清当局,自招阻力,因而隐约其词,称为青年会。

  青年会的发起人,以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为多;所以苏子谷亦列名其中。他本来的交游,只限于少数广东同乡,自从参加了青年会,与各省才俊贤豪交游,加以刻苦自励,因而文思大进;同时他又有绘画的天才,无师自通而作品老练精工,有同名宿。就这样,渐渐地在留学生之中,崭露头角。

  光绪二十九年,俄国占领东三省,留日学生,大为愤激;各省同乡会,纷纷开会研究对策。江苏的钮永建,发起组织拒俄义勇军,先跟留学生会馆干事章宗祥、曹汝霖去商量;而此二人正是励志会中接近官场的人物,认为此举易于引起北京的疑忌,便拿留学生手无寸铁,决难有成的话拒绝此一建议。

  事为青年会的叶澜所知,跟另一会员秦毓鎏计议,认为应该支持钮永建组织拒俄义勇军,借此题目正可以鼓吹民族主义。其他会员亦多赞成此事;于是由钮永建发传单,定期在神田锦辉馆开发起大会。

  这天到会的各省学生,十分踊跃,总计五百余人之多,全体通过组织拒俄义勇军,报名为队员的亦有两百多人,推举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蓝天蔚为队长,日日操练;同时采取了三个准备回国、开赴疆场的步骤。

  第一步骤是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,请他抵抗俄国,表示已组织学生军,请隶属北洋麾下。

  第二步骤是通电国内各省,争取国人的同情与支持。

  第三步骤是公推钮永建及汤尔和为特派员,回国面见袁世凯,说服他出兵拒俄。

  就在这着着进展,表现得有声有色之际,有个叫王璟芳的湖北学生,表面在锦辉馆的大会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;暗地里却向使馆告密,将学生军的底蕴,尽情泄露。

  驻日公使蔡钧得报大惊,急电回国;袁世凯亦有密折,说“东京留学生若干人,编练数军,希图革命;来电诡言俄患日深,求助军火,以便至东三省与俄人决战,情形叵测。就使本为忠义,然距义和团之日未久,亦深虞其有碍邦交。”

  于是,军机大臣承旬,一面密电各省督抚:“留日学生回国,遇有行纵诡秘,访闻有‘作乱’本心者,即可随时捕获,就地正法”;一面严饬蔡钧监视留日学生的行动。

  湖北籍的蔡钧有能员之名,也有小人之称,当然要借此机会立功献媚,他向日本政府交涉,要动用日本警察的力量,勒令解散拒俄义勇军,制止学生练习军操,竟得如愿以偿。

  学生军被迫解散后,苏子谷报国无路,痛哭之余,忽动归思;请他在横滨的同学冯自由,写了一封给陈少白的介绍信。到了香港,就住在陈少白所主持的中国日报馆中。不久,他的父亲苏杰生得到消息,亲来香港探子;苏子谷竟避而不见。

  这因为他知道他父亲的来意,是要他回乡去完婚。他那未婚妻的聘定,是“媒妁之言,父母之命”,他本人万分不愿;如果父子见面,一谈起这件事,双方意见如南辕北辙,绝无凑合在一起的可能。那就不如避而不见,反倒可以保全父子的关系。

  陈少白不知就里,觉得他天性凉薄,便出言责备,极力劝他从父回乡。苏子谷无法辩解,当然也无法再住下去;于是不辞而别,飘然远行。过了几个月再出现在香港,已是作佛家装束,三千烦恼丝,付之并州一剪,而且改名为曼殊,又号元瑛。

  苏曼殊的做和尚,主要的原因,是为了出家即无妻室,因而得以逃婚。此外一切行径,与在家人无异;两三年中,曾游上海、苏州、长沙、芜湖、江宁各地,担任过好几个学校教员。也结交了好些个革命豪杰。直到光绪三十二年,才又重回日本。

  ***

 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,因为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刑满释放。东京的同盟会已预先派人等候;章太炎一出狱,就被接到日本,主持民报的笔政。住在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;敬仰章太炎的学问,愿意从而受业问难的,亦多到了东京,住在章太炎的寓所;其中之一就是苏曼殊。

  到了光绪三十三年夏天,由浙江志士发动的革命,接二连三地遭受挫折,除了殉难的徐锡麟、陈伯平、马宗汉、秋瑾等人以外,其余的知名之士,一一被悬赏缉拿,纷纷亡命东京,其中有些人是章太炎的门生,自然顺理成章地住在老师那里。

  蒋先生的另一个常有往还的朋友龚赛铨,就是章太炎的弟子。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聚会一次,热烈地讨论进行革命的方略;除了龚赛铨、苏曼殊以外,还有张恭、章梓、周日宣、庄之盘诸人,大都是浙江同乡。

  ***

  其时在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,以浙江人最杰出。在蒋先生以前,还有“二蒋”为章太炎所倾倒,说是“浙江二蒋,倾国倾城”。

  这“二蒋”是海宁的蒋方震,字百里;诸暨的蒋尊簋,字百器。他们都是士官第三期的学生,蒋百里学步兵;蒋百器学骑兵。蒋百里在步兵科以第一名毕业,而成绩总分又通冠各科,成为这一期的榜首,照例由天皇赐刀,在日本军人视为无上的荣誉;不想这把名贵非凡的刀,为中国学生夺去。日本军部极不甘心而又无可如何;所以从第四期起,改为中日学生分班,成绩各别计算,作为防止发生同样“不名誉”事件的手段。

  当蒋先生入振武学校时,那“二蒋”已经毕业;但另有一位杰出的浙江学生,却与蒋先生很投契,他是杭州人,名叫黄郛,字膺白;他比蒋先生大七岁,但小于陈英士三岁。陈黄二人都看出蒋先生的气度涵量,深不可测,既爱且敬,视如手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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