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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一


  “是的。”

  “我要去看他。”逸仙先生说:“他的身体残废,但是他的心和头脑与常人不同。”

  于是第二天,逸仙先生单独去访荷马李。他住在长堤,一家五口;另外四口人,不是他的家属——一位年轻而离了婚的包尔斯太太,带着她与前夫所生的两男一女,与荷马李住在一起。她是他的秘书、看护、管家,也是爱人。

  荷马李在他堆满了书和地图的书斋中,接待逸仙先生。他穿着中国的长袍,前鸡胸,后驼背,格外显得凸出:细细打量,他的形容确是非常奇怪,一双手特别长,几可及膝;照中国的说法,这是贵征。

  “我的手臂很长是不是?”当荷马李发觉贵宾在注意他的手时,便这样说道:“这使得我在击剑的时候,弥补了我的身材矮小的缺陷。剑,是我的生命;或者说,我的生命是用剑刻划出来的。”

  “我们中国人说,剑是一人敌。”逸仙先生指着那些一本迭一本的军事书籍答道:“那才是万人敌。”

  “啊!这个说法很好。请你详细告诉我。”

  “这个说法出于西元前两百年——”逸仙先生将史记“项羽本纪”中,关于学书学剑的理论讲给他听。

  “精彩,精彩!”荷马李那双清澈有神的眼睛中,闪耀着无限欣喜,“这就是我喜爱中国的原因。中国人是最具智慧的民族。”

  接着,荷马李便滔滔不绝地谈起他与中国的渊源。他在一八九九年曾到过中国;而且在第二年,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庚子,义和团之乱,八国联军攻华时,随同美国司令官贾飞进入北京。之后,由北京到达香港,开始与保皇党发生关系。

  “我认为中国的敌人,是她的历史性的和平主义,政治上的腐化和日本三者。”荷马李说:“在1900年我进入北京时,我的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冲击;这股冲击的力量,来自一种强烈的矛盾的观惑,一方面我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深厚而迷眩,而沉醉;另一方面我震惊于中国官吏的腐败无能。我实在不明白,中国的官吏如果都是如此,怎么能创造出灿烂的文化,而且始终能保持大一统的政治形态?”

  “不幸地,你所看到的是中国历史的变态;中国历史的常态是讲求吏治,讲求尊重人民的愿望。但承平日久,逐渐腐化;于是发生变乱,推翻暴虐而无能的政权,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政府,重开统一的盛运。”逸仙先生又说:“我不认为‘历史性的和平主义’是中国的敌人,但是,‘政治上的腐化’,确是一个内在的敌人,这个敌人的出现是有周期性的。我的革命目标之一,就是要永远消除这个周期性。”

  “喔!”荷马李很注意地,“请说下去。”

  “政治上的腐化,是滥用权力的结果,所以要消除腐化,就需要约束权力;没有一个人可以具有无视于人民意志的绝对权力。”

  “我懂了!”荷马李兴奋地说:“这就是要打倒皇帝,建立一个共和国!”

  “是的。”逸仙先生安详地说:“建立一个如林肯所说的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共和国,还应有一部‘五权宪法’。”

  荷马李对逸仙先生的观点,全心倾倒;那双熠熠如暗夜星星的眼中,闪露出孺慕的光芒。他问逸仙先生:“我能替你做什么?”

  “假使我能成功,而我的同胞也给我这样的权力;我要请你当我的首席军事顾问。”

  荷马李充分了解他前面那句话的含意,“现在就任命我吧!”他用坚决有力的声音自荐,“你一定会成功,成为中国的华盛顿。”

  逸仙真的为他的热情所感动了,但是,经验告诉他,革命事业的成功,仅有热情是不够的;深情内敛,化作理想的强固支持力量,才是革命者应有的修养与做法。

  于是,逸仙先生提醒他说:“你此刻是在为反民主的保皇党,从事训练军队的工作。”

  “不!我是为中国革命者培养军事力量。我的训练工作是纯战略、纯战术的;在我指挥之下,这支军队不会用来保护政治腐化到已不可救药的一个没落皇朝。”

  逸仙先生倏然动容,进一步体认到荷马李的深度;当然也感到异常的欣喜与安慰。然而就在这激动之中,他仍旧能保持高度冷静,敏锐地透视到未来发展的关键。

  “那末,与保皇党,你准备维持怎样的一种关系呢?”

  “一切如常。他们决不会想到,我所训练的军队,有一天会为你所用。”荷马李又说:“我是中国的朋友,要为中国的最佳利益打算;我相信我没有背叛了什么人,我的心迹,将来一定会大白。”

  “是的。我代表中国人民向你致最高的谢意和敬意。”逸仙先生又说:“不过我希望你知道,保皇党对我是怎么的一种想法?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你的本心,以及你我的关系,那末,你就不会再被授权来训练‘维新军’了。”

  “我了解。”荷马李平静地答道:“我充分了解。”

  同样地,逸仙先生自己也非常谨慎地、隐瞒着他与荷马李的深厚关系。因此,接到他的这封来信,虽然内心有着一种不负知音的欣喜;而表面上却行所无事,甚至对王宠惠都不曾提起。

  ***

  在旧金山的刘成禺也来了封信。这封信促成了逸仙先生的欧洲之行。

  欧洲有许多湖北留学生,李书城、时功玖、贺之才、朱和中、曹亚伯、胡秉柯、孔庚、史青、魏宸组、耿觐文等等,本来都在湖北鼓吹革命,使得湖北大吏,相当头痛,因为不加闻问,恐怕引起大患;要兴大狱,又没有确实的“罪行”。端方的手段向来圆滑,灵机一动,决定将这些好谈革命的青年,派遣到欧洲去留学,一则远祸;再则博个培植人才的美名。因此,留欧的中国学生,大都是湖北籍;分散在德、法、比三国的,不下百数十人之多。

  刘成禺一到旧金山,就任大同日报主笔不久,就写信给他的四个好朋友,贺之才、史青、魏宸组、胡秉柯;说是不谈革命则已,要谈革命,非与逸仙先生见一次面不可。贺之才他们是早就向往大名的,欣然覆信,请代邀逸仙先生赴欧,共商国事。刘成禺这一次来信,便是转达这个请求。

  “既有这个机会,逸仙先生,你当然要去。”王宠惠如此主张,陈锦涛亦是同样的意见。

  “我当然应该去。可是,一笔川资从何而出?只有以后看机会了。”

  “我有办法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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