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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第十章 章太炎出生在浙江杭州府余杭县，本名绛，又名炳麟，字枚叔；是朴学大师俞曲园的得意高足，于学无所不窥，尤为杰出的专长是音韵之学。 由于明朝遗民着作的影响，他有极强烈的民族思想；他最崇拜黄太冲和顾炎武，因而自号太炎。甲午那年，加入了康有为所发起的强学会；随后到上海参加汪康年所办的时务报，跟梁启超同事。一度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延入幕府，因为言论激烈，受人排挤，回到上海仍旧担任时务报改名的昌言报的主笔。 戊戌政变失败，维新党人都在国内存身不住；章太炎避到台北当记者，以后又应梁启超的约聘，到横滨清议报工作——为了反抗满清，逃避因为“文字贾祸”的通缉，像水鸥一样，飘来飘去，行踪不定；在光绪二十七年再度赴日本时，与孙逸仙的交游，更为密切；往往通宵长谈，引古证今，谈均田、谈建都，所见略同。章太炎精于旧学，但对西洋的思想潮流，不免茫然，所以对孙逸仙在这方面的智识、见解，十分倾倒。 到了下一年春天，章太炎发起在阴历三月十九，明思宗煤山殉国之日，举行“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”，在日本的留学生纷纷赞成，公推章太炎起草宣言。他的下笔之快，如有神助，一挥而就；引叙清初有名的遗民志士，勉励大家说： ＊＊＊ 愿吾滇人，无忘李定国；愿吾闽人，无忘郑成功；愿吾越人，无忘张煌言；愿吾桂人，无忘瞿式耜；愿吾楚人，无忘何腾蛟；愿吾辽人，无忘李成梁。 ＊＊＊ 宣言既成，就定在三月十九日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大会，报名赴会的，异常踊跃。在横滨的孙逸仙，应章太炎之请，列名为“赞成人”；另一赞成人梁启超，则中途不知因何缘故反悔，寄信给章太炎说：“此事只可心照，不必具名。” 清朝驻日公使蔡钧，得到消息，大起恐慌；当即找到一份宣言书，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要求，请日本政府禁止开此纪念大会。日本政府接受了要求，由外务省通过内阁，下命令给警视厅总监，解散此会。 于是宣言书中列名发起的十个人，都接到了东京牛込区警察署的通知，邀请赴署面商要事。到了约定的时刻，章太炎长袍马褂，手摇羽扇，安步当车到神乐坂警察署去赴约；他是深度近视眼，又从来不注意生活细节，出门茫然不辨东西南北是有名的，所以一路以笔谈问路问到神乐坂，已经过了约定的时刻；同时应约的人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。 问话的是一名会说中国话的巡佐。“你们，”他问：“是清国那一省人？” “我们是中国人，不是清国人。” 巡佐对章太炎的答语，大为诧异，也相当困惑，想了一下又问：“你们是士族，还是平民？” “我们是遗民。” 巡佐大摇其头，无法再问得下去，便直截了当地宣布：“诸位在这里设立支那亡国纪念会，有伤敝国与清国的邦交，本人奉命制止开会。明天精养轩的集会，应该解散。” 十个发起人面面相觑，都觉得争之无益，只好默默地退了出去。 到了第二天，上野精养轩门前，赴会的留学生达数百人之多；但警察密布，禁止入内，僵持了半天，不得要领，散去了一部份。近午时分，孙逸仙带了十几名华侨，由横滨赶来赴会；问明经过，提议改纪念会为聚餐会，仍旧达到了聚会的目的。 ＊＊＊ 由此开始，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，不断与蔡钧发生冲突，先是拒绝咨送吴敬恒率领来日的自费留学生，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；接着是活动日本政府驱逐吴敬恒出境；最后竟电请“总理衙门”停派留日学生，免为革命“邪说”所浸染。上海教育界大为愤慨，特地在张园召集“协助留东学生大会”。 这时章太炎已回到上海，与吴敬恒及翰林出身的蔡元培，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；会长是个和尚。 这个和尚是个奇人，俗家姓黄，江苏常熟人，生来颖异，博览群籍，工于诗文，亦精于释家的内典。二十岁在江宁清凉寺出家，由金山江天寺的高僧显谛为他摩顶受戒，取法名叫做宗仰；而他自称为“乌目山僧”。由于精研佛理，能诗善文，兼工绘事，很快地成了佛门中的“名士”。 其时上海有个印度人叫哈同，因为经营地产而成巨富；娶的太太是中国人，出身颇为寒微，既富之后，力争上游，哈同夫人取了一个很典雅的名字，叫做罗迦陵；又在沪西盖造一座极大的花园，题名“爱俪园”，罗迦陵崇信沙门，在爱俪园中，特设经堂，延请高僧，讲授梵典。慕乌目山僧黄宗仰的盛名，奉迎到园，香花供养，不但尊敬，而且信任，几于言听计从。 黄宗仰自然不是俗僧，虽然出家，却抱着入世普渡众生的热忱，因而很同情革命。组织中国教育会，启迪民智，亦是革命的途径之一；所以对中国教育会极力支持，像罗迦陵募得一笔巨款，顺利开办，同时顺理成章地当了会长。 不久，有名的南洋公学，因为学校当局禁止学生谈论时政，发生全体罢学的风潮；退学的外埠学生，流离失所，推举代表，向教育会求助，也是黄宗仰一力担承，一方面维持学生的生活，一方面另组学校，名为“爱国学社”，收容失学的南洋学生。所有经费，都由罗迦陵捐助。 教育会的董事，蔡元培、吴敬恒、章太炎、蒋维乔等，都在爱国学社兼任教员，师生之间，商谈革命，畅所欲言；其中有个学生名叫邹容，更为杰出。 邹容字蔚丹，四川巴县人，从小有神童之称；十二岁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及史记。他的父亲是个富商，望子成龙，希望他应试中举，在科甲中讨个出身，光大门楣。但是，邹容却不喜八股文；而且攻击为朝廷视为正学的程朱之学；他的老师，成都名宿吕翼文，怕惹出祸事，摈出门墙。 其时赴日留学的风气正盛，邹容亦奉父命，负笈东渡。光绪三十年春天，留日学生因为俄国进兵满洲，召开拒俄大会，组织拒俄义勇军。此举大犯蔡钧之忌，要求日本政府，勒令解散义勇军。邹容年少气盛，愤无所泄，打听到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，有很不名誉的奸私事件，竟约同友好五人，闯入姚寓，面数其罪，剪下了姚文甫的辫子，挂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。这一下自然大快人心，但是邹容在日本亦存身不住了；与张继等人回到上海，加入爱国学社，从章太炎问学。 章太炎十分器重邹容，虽是师生，却称之为“小友”。在爱国学社不久，邹容感于当时多数青年还不脱服从满清的奴隶根性，因而发愤写成一本小书，题名“革命军”，全书两万余言，共分七章；自序中自称“不文”，申明写这本书的志趣： ＊＊＊ 不文以生，居于蜀十有六年，以辛丑出扬子江，旅上海；以壬寅游海外，留经年。录达人名家言，印于脑中者；及思想间所不平者，列为编次，以报我同胞。其亦附于文明国中言论自由，思想自由，出版自由者欤？虽然，中国人，奴隶也！奴隶无自由，无思想。然不文不嫌此区区微意，自以为以是报我四百兆同胞之恩，我父母之恩，我朋友兄弟姊妹之爱。其有责我为大逆不道者，其有信我为光明正大者，吾不计。吾但信卢梭、华盛顿、威曼诸大哲，于地下有灵，必哂曰：“孺子有知，吾道其东。”吾但信郑成功、张煌言诸先生，于地下有灵，必笑曰：“后起有人，吾其瞑目！”文字收功日，全球革命潮。吾言已，吾心不自己。 ＊＊＊ 全稿杀青，自觉文字太浅，特意送到章太炎那里，请他润饰。而章太炎的看法，恰好跟他相反，认为就是浅直通俗得好，要这样才能感动社会；文字深奥蕴藉，没有多少人看得懂，又有何用？因而替他写了─篇序，称这本书是“义师先声”。出版以后，章太炎又为他写书评，推许为“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”；同时又写了一则新书介绍，一起在“苏报”上发表。 ＊＊＊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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