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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五四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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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外围着一群人；宫崎第一眼就发现了孙逸仙含笑目迎，惊喜交集，正要上前招呼时，桂子奔出来握住他的手说：“你总算恢复自由了！多亏得孙逸仙博士。” “孙先生！”宫崎激动地说：“我认识康有为的真面目了。假冒伪善，他的人格不值一文钱。” “不要这样说。”孙逸仙微笑答道：“我所高兴的，是又能跟你在一起。走吧！” 坐上马车，直驶码头；因为法庭有附带判决，宫崎不准片刻停留，所以直接上了日本汽轮“佐渡丸”。开船要到晚上，大家便在“佐渡丸”上的餐室，开了几瓶香槟，庆贺宫崎和清藤的恢复自由。 室中有三位不相识的人；孙逸仙为宫崎一一介绍：黄康衢、吴杰模、林文庆。都是新加坡极具社会地位的华侨。 “林先生是我幼年同学。”孙逸仙特别指着林文庆说：“他最热心。由于他介绍我见新加坡总督，事情才能挽回。” “喔，感谢之至。”宫崎深深一鞠躬。 “新加坡总督很同情中国的革命。因此，”孙逸仙说：“我不得已撒了一个谎，说你所带的大笔巨款，原是我交付给你，预备来发放革命党的军饷的。” 宫崎报以感激的眼色；随又问道：“我们此刻何去何从？” “回香港。” “香港是不是能登岸呢？” “不能登岸也不要紧。”孙逸仙问道：“你是不是还想跟康有为合作？” 宫崎当然放弃了孙、康合作的计划，很郑重地表示，今后将死心塌地，听从孙逸仙的指挥。一番顿挫、一番团结；孙逸仙对于拂逆中孕育胜利的信心，愈益坚强了。 “这一次重回香港，要把策略、路线决定下来。李鸿章到底要听命北上了，我早说过，我对他并不抱任何期望；不过有些同志很热心，让他们试探了再说。如果不成，大家不必失望。”孙逸仙这样叮嘱宫崎，“我们照我们的计划做；自己开拓自己的前途。” 果然，左渡丸一到香港，陈少白就上船来报知李鸿章的消息；他是前一天到香港的，曾与香港总督卜力会过面，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。不过，陈少白曾登上李鸿章所坐的安平轮，会见了随行的刘学询。 谈到这里，陈少白的脸色沮丧，“刘问刍吞吞吐吐，彷佛很为难的神气。不过，”他强自振作着，“事情还没有绝望。” 因为是在孙逸仙的意料之中，所以他很平静地问道：“还存着什么希望？” “卜力这方面一定有句明确的话。”陈少白答道：“何启已经去探问了。卜力今天还要跟李鸿章见面，想来一定会谈到两广独立的事。” “好的！我再等一等。不过，我既不能上岸，佐渡丸亦不会停泊太久；我迫切需要澄清事实，好争取时间，决定大计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陈少白说：“我再去催何启；今天无论如何要得到确实回话。” 傍晚有了回话，是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消息，说卜力决定留住李鸿章，并安排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，让孙逸仙跟李鸿章秘密相见。 “如果李鸿章肯合作，我当然赞成，跟他到广州策划一切。但是，说实话，我对他的看法并没有改变，现在他愿意北上，就足见他还对清廷守着他的‘臣节’。李鸿章并无民族大义的观念，亦无烛照大局的智慧；八十老翁，成王称霸的思想已淡，所以即使见面，亦未必会有理想的结果。而且能不能见面，亦未可知。”孙逸仙停了一下又说：“不过，为了尊重大家的意思，我当然要过了明天上午十一点，再作道理。” 第二天上船来见的同志，络绎不绝；孙逸仙不动声色，只跟大家谈起义的计划。陈少白却有些沉不住气；因为“秘密约会”之说，始终未见有任何进一步的安排。十一点已过，证实卜力的想法，终成虚愿；但陈少白仍不死心，因为李鸿章未走。到了傍晚，只听汽笛长鸣，从佐渡丸甲板上望过去，安平轮蠕蠕而动，终于消失在暮霭中了。 陈少白垂头丧气地去报告所见；孙逸仙毫无失望的感觉，“不过虚耗了一天功夫而已；而且也不算虚耗，至少可以证明，跟满清老官僚没有合作的可能。”他说：“现在我们可以一无牵缠地谈我们自己的步骤了；就在今天晚上要议定整个计划。” 整个计划以郑士良为中心，负责惠州起义。同时由史坚如、邓荫南到广州运动新军；毕永年到上海运动长江会党，分别起事响应。为了出入方便，要借重日本同志，决定以平山周为外务部长，负责各方面联络；退伍军人原桢当参谋长，在军事上襄助郑士良；此外还有一个著作甚丰的学者福本诚，听候郑士良的差遣。 后勤的支援，主要的是靠富商李纪堂，他被任命为驻港财务主任；杨衢云和陈少白，亦留在香港接应。而最重要的寻取外援的工作，则由孙逸仙亲自担任——筹划既定，他和宫崎及清藤，原船回神户。 在日本的活动，颇为积极，亦有相当成果；而就在这时候，康有为一系的“自立军”，在长江一带，有了动作——本可以有所作为的，只为康有为假冒伪善，拥资自肥，使得唐才常被捕殉难，毕永年削发入山；保皇党的信用尽失。 ▼第九章 自立军由唐才常所领导，都是长江各码头的会党；由安徽大通到湖北荆襄，共分七军。唐才常以“诸军督办”的身份，驻武汉自领中军——这些，也就是毕永年所要策动响应的目标。 毕永年由香港到上海的时候，唐才常亦正在上海；他正在召集一项会议，以挽救世局的缘由，邀请在上海的“新党”，在张园开会，学界名流像容闳、严复、章太炎，以及珍妃的老师文廷式，都应邀与会，颇极一时之盛。开会决议，组织“中国议会”，推举容闳、严复为正副会长，唐才常为总干事，同时发表宣言，却是保皇党的那一派论调。 这使得毕永年异常失望，不能不向唐才常质问：“当初我们读船山先生的遗书，首明夷夏之辨；彼此志同道合，投身革命，寸心所共以为决不可易的大道理，是非打倒满虏不足以救国。而你现在的宣言，竟说‘君臣之义，如何可废？’我倒请教，你是何人之臣；不是认贼作父吗？” “松甫，”唐才常答道：“事有经权。现在要大举起义，非南海先生在海外募款，源源接济不可；为权宜起见，不得不这样措词。” 毕永年驳不倒他，但心里总不以为然。偏偏杨鸿钧、李云彪、张尧卿、辜天佑那班人又不争气，到了上海这个花花世界，每天沉缅在酒楼妓院、舞榭歌台，拿邀集会党起义所必要的川旅费用，都挥霍在脂粉丛中。不久，床头金尽；听说唐才常那方面经费充足，便走动得很勤，目的是搞些钱来花天酒地。毕永年劝了几次，所得到的，只是漠然的白眼；到此地步，伤心之极，毕永年愤然削发，跑到普陀山上做了和尚，法名“悟玄”。他自觉愧对孙逸仙，只给了平山周一封道别的信。 ＊＊＊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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