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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四四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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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襄一走，所有人的感觉是：没有奸细，说话可以不用顾忌了。因此，合并之议，很快就有了结果。首先是会名，为了表示是兴中会的扩大，需要更改；但名异而实同，称为“兴汉会”；公推孙逸仙为总会长，特铸印章，请宫崎寅藏为“专使”，赍送“总会长之印”到日本，当面向孙逸仙报告合并经过。 于是按照传统的规矩，歃血为盟，置酒庆贺。然后根据各处会党的报名，决定分三路活动：一路是广东、广西，由郑士良负责；一路是福建、浙江；再一路则是上海，这两路由毕永年带同哥老会的各龙头，到上海看情形，分别联络进行。 宫崎寅藏首先动身，随行的有陈少白；因为他除了报告三会合并的情形以外，还有中国日报的事务，要向孙逸仙商量。不久，毕永年也带着杨鸿钧等人到了日本，专诚谒见孙逸仙——而就在这时候，慈禧太后与一班颟顸糊涂的亲贵重臣及自以为“卫道之士”的顽固腐化份子，闯下了一场大祸。 ▼第七章 在五月间，近畿一带发现义和团闹事。义和团又叫义和拳，原是白莲教的余孽，本来是在山东活动；托庇于巡抚毓贤，以后袁世凯代表毓贤为山东巡抚，一意剿除，义和团存身不住，流窜到河北。 其时毓贤当山西巡抚，为义和团请命，致书朝中亲贵，说“此辈皆义民，且有神技可用。今国势日衰，由于民志未伸，若再杀拳民，无异自剪羽翼。”所谓“神技”，是说义和团有神道附体，刀枪不入。 这些话说动了一个人，是惇亲王的儿子，封端郡的载漪；慈禧太后预备废掉光绪皇帝，特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“大阿哥”，意思就是皇储；只等时机一到，光绪被废，溥儁立即就成了皇帝。因此，端王派人向各国公使致意，希望他们入觐祝贺；外交团根本不赞成废立，自然不加理睬，端王大为怀恨，便决定利用义和团与洋人作对。 因此，本来就仇洋反教的义和团，便打出“扶清灭洋”的旗号；凡是带个“洋”字的东西，都在在仇视之列，特别是教民或与洋人有往来的，称为“二毛子”，一落入他们的手里，必杀无赦。 当然，义和团初起时，还不敢公然杀人放火；燎原的星星之火，起于直隶涞水县，有个武举人，与教民涉讼失败，气愤难平，倾家荡产，招纳义和团，准备报复。对方不免害怕；抢先告了一状，涞水县官不能持平处理，因而激成变乱。直隶总督得报，派副将杨福同到涞水查报；义和团竟埋伏了人，抓住杨福同，一刀斩讫。 戕害命官，是极严重的罪名，而胆小如鼠的裕禄，听信了偏袒义和团的臬司廷雍的危言，竟置之不闻。这一下，对愚蠢无知的义和团，自是一大鼓励；于是由涞水向北蔓延，从琉璃河、长辛店一路拆铁道，烧电线，霸州、固安、通州都被抢掠，近京数十里风声鹤唳，一夕数惊，南方京官的眷属，都出京逃难了，铁路不通，只好走水路；冷落已久的运河，忽然出现了几百艘船，壅塞不通，人心惶惶。 于是慈禧太后下令解散义和团，奉旨执行命令的人，是刑部尚书赵舒翘、顺天府府尹何乃莹，刚到涿州，要召集义和团头目，宣布懿旨时，来了一名大员，是协办大学士刚毅。此人是有名的守旧派，也是有名的“后党”；刚愎乖戾，而以清正自诩，立“大阿哥”就是他的主意。义和团一起，在他看，一则可以杀洋人报仇，再则正好趁此机会废掉光绪皇帝，由“大阿哥”接承大统，所以跟载漪及一班昏愦顽固的老臣：大学士徐桐、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状元崇绮定计，决定迎义和团入京，蛮干一番。 赵舒翘的得以大用，出于刚毅的援引，当然不敢得罪举主。何乃莹则受命行事，更无主张；原来召集义和团头目是要宣布解散的，此时完全变了，“你们都是义民！”他好言抚慰：“要努力自爱，不伤害老百姓。将来朝廷发大兵征讨东洋、西洋，一定用你们当先锋。” 义和团头目高兴得不得了，手舞足蹈地抚掌大笑而散。 刚毅和赵舒翘回京复命，说是“拳民志在拒敌，非叛逆可比，现在已经驯顺受约束，不如因势利用。”又说：“拳民具有神勇，用他们来灭洋；洋人一定不能取胜。” 那时的慈禧太后，正驻跸颐和园；听了刚、赵的覆奏，将信将疑，未作裁决。那知就在这天半夜，忽然隐隐听得人声鼎沸；左右奏报，说民间相传，神仙下降，家家燃烛焚香、向空跪拜，这就是人声鼎沸的由来。慈禧太后命驾登高瞭望，果然香烛处处，确有其事。于是第二天便传谕回銮，决定召义和团进京。 义和团已经不召而自至，因为刚毅一路回京，便已散发了许多“奖札”，招邀入都。进京以后，盘踞庙宇道观，甚至民居，设立神坛，坛主的称为“大师兄”；派人到处找“二毛子”到神坛来受审，性命决于一张黄裱纸，焚化以后，如果纸灰飞扬，则蒙神庥，可保性命，否则就危乎殆哉了。 ＊＊＊ 京师如此，天津闹得更荒唐，义和团的“天下第一坛”就设在天津府属，静海县的独流镇；“大师兄”叫张德成，常会“元神出窍”，装神装鬼。直隶总督裕禄用八抬大轿，迎入总督衙门，敬礼备至；而且上奏保荐，说他“年力正强，志趣向上”，奉旨加奖。此外还有个曹福田。他的作风跟别的义和团不同，因为他抽鸦片；鸦片又称“洋烟”，所以不恶“洋”字。 有人要烧洋货店，他说：“不必！洋货早已传入中国；做洋货买卖的商民何罪，要烧他的铺子？”这些论调，听起来平正通达，所以天津人信仰曹福田过于张德成。他的总坛供奉关圣帝君、赵子龙、二郎神、周仓，另供一块牌位，写的是：“圣上杨老师。”这位“杨老师”，大概是太极拳名家杨露蝉；因为曹福田有打得极好的太极拳。 义和团以外，天津还有“红灯照”——在甲午中日之战时，天津北乡濬河，挖出一块断碑，别处字迹，漫漶不清，单单有十二个字完好：“这苦不算苦，二四加一五；红灯照满街，那时才算苦。”似偈非偈，似诗非诗的这四句话，不知是何符谶？后来袁世凯在山东剿匪，抓住曹州的一个大土匪，名叫朱红灯；大家认为这四句话，就应在朱红灯身上，从此可以不受苦了。 那晓得，“红灯照”三字，这时重又出现。有个老孀巫婆，招集了一群十四五岁的小姑娘，设坛授法，那些小姑娘的装束，一律红衣红袴，头挽双髻，右手捏一方红巾，一把朱漆折扇，左手提一盏红灯，所以叫做“红灯照”。 红灯照受法四十九日，称为“太师姐”；可以再收徒授法。据说，法术成功的红灯照，能够拿自己的扇子将自己搧上天，一直升到云端，化为天际明星。如果要烧洋人的房子，方便得很，只要从云端里掷下神火就行了。天津人深信不疑，家家挂红灯，奉迎“仙姑”；还有人整夜蹲在屋顶上，想看“红灯照仙姑”从云端里掷神火烧洋人的房子。 事情是愈出愈奇了！就在义和团呼啸得意，直奔京师之际，天津北门外忽然来了一艘大船；这只船装饰得很漂亮，四周都用红绉纱围裹；船中有三个女人，一个是丰韵犹存的半老徐娘，自称“黄莲圣母”；另外两个是烟视媚行的尤物，一个叫“三仙姑”，一个叫“九仙姑”；裕禄得报，用他总督的全副仪仗，迎入行署大堂，朝服九拜，而黄莲圣母安坐不动。裕禄因为她虽为“圣母”，究属女流，不便供养在衙门里，特制黄旗四面，大书“黄莲圣母”，仍旧用他的全副仪仗，送到侯家后一所神堂安置。 见过的人说：这个“圣母”是杨柳青的一个鸨儿，“三仙姑”、“九仙估”是她手下的两株摇钱树。当然，这话只在私底下说。 ＊＊＊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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