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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四〇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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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答复似乎在李盛铎意料之中，他毫无沮丧的样子，继续劝道：“我劝逸翁好好想一想。荣中堂借重，当然有安排。逸翁自己有什么意思，尽请直言，我一定转达。” 这是想以高官厚爵来羁縻，孙逸仙不觉好笑：“你们以为我想做官？”他问。 “做官也不是坏事。尤其在逸翁，可以一展抱负。” “不错，我有抱负——我的抱负就是不做清朝的官，推翻清朝。”孙逸仙用清晰沉着的声音说：“康梁是前车之鉴，光绪皇帝的处境，说得更明白；以母子之亲，要想改革朝政都办不到，试问什么人做官可以一展抱负？这一次的政变，加强了我从事革命的决心，除了推翻帝制，创造共和，别无途径可救中国。木斋先生，你也是炎黄之裔，莫非就等于听任拉那氏驱遣而无动于衷。” 一席说得李盛铎哑口无言；只是不断搓手。 孙逸仙也不指望能将清朝的公使，劝得投入革命党；因为他国内也有家族，即使会有此心意，顾虑甚多，不可能会有明白的表示。这样就无可再谈了，便站起身来，说声：“再见吧！” 这样一场决不会有何结果的会晤，却替孙逸仙带来了意外的效用：他的同志、他的日本朋友、无不心折；觉得孙逸仙志节坚贞，决不会为功名富贵所动，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人。 ＊＊＊ 转眼到了农历新年。元旦那天，康有为率领门下弟子，在东京明夷阁，衣冠行礼，望阙遥叩，为幽禁在瀛台的光绪皇帝贺年。王照亦是随同行礼的一员，但是到了第二天就脱离关系了。 这是平山办到了陈少白的委托，趁新年酬酢，疏于防范之际，悄悄将王照从康寓带了出来，直投犬养家；王照得脱牢笼，畅所欲言，写了一通洋洋数千言的自述，揭穿了康有为“衣带诏”的秘密。 康有为一直对人这样说：奉有皇上的密旨，叫他设法统领各路勤王之师，进京救驾，因而便一直以勤王领袖自居。其实只是这样一道诏书。 ＊＊＊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，实有不得已之苦卜，非楮墨所能罄也。汝可迅速出外，不可延迟；汝一片忠爱热肠，朕所深悉，其爱惜身体，善自调摄，将来更效驰驱，共建大业，朕有厚望焉。特谕。 ＊＊＊ 事实是很明显的，无非教康有为自己逃命；什么勤王救驾，全是他自抬身价的鬼话。同时，王照又透露，那个叫梁铁君的人，精于技击，受康有为的指使专负监视王照之责。所以如此防范，就因他深知康有为的一切，唯恐他泄漏真相。 这一下，康有为伪君子的面目，完全拆穿。恼羞成怒，恨极了陈少白；当然也迁怒到革命党：“什么合作？一伙无赖，流氓，叛逆？”他口沫横飞地跳脚大骂，完全失去了道德俨然的“圣人”仪观。 而王照也恨极了康有为，他没有别的办法，唯有遍谒日本当道去拆康有为的台。两下势如水火，为难了作为居停的日本政府，只好下逐客令了。 被逐的不是王照，是康有为；日本政府送了他九千日圆的旅费，请他克日离境。于是康有为只身远游加拿大，梁启超则搬到箱根去读书。两派合作的事，就此搁了下来。 旧事重提，是由于有一位慕名来访的志士。此人叫毕永年，号松甫，湖南长沙人；跟上年政变被难的“六君子”之一、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，时务学堂与梁启超同任教席的唐才常是至交，为人慷慨任侠，与长江各码头的洪帮首脑常有交往，因而也是帮里的一个“龙头”。 当光绪特开懋勤殿，励行新政的时机，毕永年北上去访谭嗣同，正好谭嗣同有联络袁世凯，以武力夺权的计划，知道毕永年是会党好手，便打算请他担当重任，到时候领兵包围颐和园，禁制慈禧太后。毕永年细问经过，认为袁世凯决不能为谭嗣同所用，此举无异与虎谋皮，十分危险，不但拒绝要求，而且写了一封长信，痛陈利害，劝谭嗣同出走。谭嗣同自然不听，毕永年便出京到日本。 果然，一切都如永年所料。他跟谭嗣同、唐才常都常谈救国大计，但见解不同；谭、唐是保皇党，而毕永年却坚持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之说，革命主要倾向于孙逸仙；后来听说孙逸仙断然拒绝李盛铎的游说，更觉仰慕，因而特地到横滨来求见。 一席倾谈，十分投机。毕永年认为可以联络湖南广东及长江一带的会党大举起义，“长江各码头的‘大哥’，像杨鸿钧、李云彪、张尧卿、辜天祐、师襄、李堃他们，我都相熟。”他说：“很可以下一番功夫。” 孙逸仙暗暗欣喜；不久以前郑士良从香港到日本来访，也谈到联络会党起义的计划，与毕永年的话，不谋而合。当时孙逸仙就作了决定，朝这条路上去做。 “是的。”他用坚毅有力的声音答道：“我赞成！松甫兄，我想请一位日本朋友跟你作伴，一起回国先看一看，如何？” “遵命，”毕永年停一下又说：“孙先生，我还有一个看法，要跟你请教。保皇党的宗旨跟做法，我并不赞成，不过举大事总以团结合作为第一要义，康梁方面，不妨联络。” 孙逸仙深深点头，很郑重地表示：“如果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，废弃保皇成见，不但两党可以联合救国，我还会要求所有同志奉他为领袖。” “好极了。我先介绍一位同志跟孙先生见面。” 这位同志就是唐才常。他因为新政失败，湖南时务学堂被封，也避难到日本，跟毕永年住在一起，介绍相识，彼此倾诚相待；由于他跟梁启超是时务学堂的同事，所以两党合作的商谈，便由他居间联络。 经过多次的会谈，梁启超渐渐倾向革命的主张，合作亦有了初步的成议；两党合并，由孙逸仙担任会长，梁启超担任副会长。至于康有为的地位，梁启超提出疑问。孙逸仙的答复是：“弟子为副会长，老师的地位岂不更高？” 梁启超大为悦服，但别的康门弟子却起了猜嫌，写信给他们在美洲的老师，说卓如渐入中山圈套；非速设法解救不可。康有为得信大怒，派人携带旅费到日本，像押解出境似地立逼梁启超到檀香山，办理保皇党会务。 师命不敢违，梁启超只得打点行装动身。临走以前去跟孙逸仙辞行，相期为国珍重，而且表示，一定要说服他老师，合作到底。又说在檀香山人地生疏，要求孙逸仙替他介绍兴中会同志。 气度宽宏襟怀坦荡的孙逸仙，一诺无辞，替他写了许多极切实的介绍信。 ＊＊＊ 毕永年与平山以两个月的时间，遍历湖南湖北，沿长江的大码头，回到日本。平山向孙逸仙报告：“见了哥老会的好些龙头，都是沉毅可用的。毕永年的话完全合乎事实。” 于是孙逸仙决定了广东、湖南、湖北同时大举的策略。筹划经年，慈禧太后跟她所信任的那批颟顸亲贵、顽固庸臣，又闯了一场大祸，纵容义和团仇外，引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慈禧母子仓皇出奔。孙逸仙认为时机已到，派郑士良入惠州发动起义，闰八月十三，旗开得胜，军势大振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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