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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〇九

争得告一段落，应该可以开始逼宫了，恰好革命军北伐，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借口，首先是指使外务大臣胡维德、民政大臣赵秉钧、邮传大臣梁士诒等，联名入奏：“人心已去，请速颁共和”；接着是命令段祺瑞等四十七将领，电请清帝退位。而又正好遇到拥清最力、主张硬干到底的军谘使良弼被刺，将满清的亲贵王公，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。这样清帝的退位，便如箭在弦上了。 　　主战最力的肃亲王善耆和小恭王溥伟，原来组织了一个“宗社党”想作最后的挣扎；此时见大势已去，分别离开北京，一个到青岛托庇于德国租界；一个到旅顺想转往日本，却未能如愿。而隆裕太后，终于在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，宣布了退位诏书。 　　诏书出于临时政府实业总长、南通状元张謇的手笔，经唐绍仪同意以后，电报北京照发。其中最要紧的一段是：“今全国人民心理，多倾向共和，南中各省，既倡议于前，北方诸将，亦主张于后。人心所向，天命可知！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，拂兆民之好恶？是用外观大势，内审舆情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，定为共和立宪国体。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，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。即由袁世凯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，总期人民安堵，海内乂安。”谁知等到正式诏书发表，在“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”之下，加了这样一段：“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，当兹新旧代谢之际，宜有南北统一之方。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。”这当然是袁世凯所篡改，用意是要表示，他的取得政权，是出于满清的“禅让”。可是这也就是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表示。 　　一直雍容大度、不以个人出处萦怀、惟求理想实现的逸仙先生，到此才有雷霆一怒，痛责袁世凯与唐绍仪的不当。他们当然推诿于清廷；而且表示退位诏书等于个人的遗嘱，决无死而复生、重加修正的道理。 　　于是经过汪精卫之流的说好说歹，由袁世凯发电承认临时参议院及总统；并通令北方各军，改用民国旗帜，作为服从逸仙先生领导缔造的中华民国的表示。 　　＊ ＊ ＊ 　　当南京光复，革命情势好转之际，眼见投机分子如林述庆之流的妄自尊大，争权夺利，蒋先生就已深感痛心。他对革命事业，并不像许多浅薄浮嚣的同志那样，一味盲目的乐观；在他冷静锐利的眼光透视之下，不待逸仙先生表示退让，就已看出革命事业必受挫折，而且需要经过盘根错节的长期奋斗，才能克底于成。因此，他决定留学德国，去研究军事和国防计划；而第一步的计划是重新东渡日本，完成未竟的士官见习，同时补习德文，为留德的准备。 　　而了解他在光复杭州所作的贡献的人，却不了解他的内心；只赞美他“功成不居”，是光风霁月的襟怀。 　　当然，陈英士是深切了解的；在他动身以前，有不知多少次的促膝深谈；送上船时，更觉依依不舍，而所谈的却仍然是革命。“手无寸铁，集众数百；武昌一呼，全国振荡，这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之造成，完全是由于革命精神贯注其中之故。谁知道，民国刚刚出现，革命精神就已经消沉了。”他问蒋先生：“你说，这是什么原因？” 　　“革命的目的，在实现主义。如果对三民主义没有彻底的认识，只由于‘排满’这个名词的号召，而参加革命；那末，满清一推翻，在他们看革命就算成功，革命精神自然就消沉了。” 　　“这是探本穷源之论。”陈英士深以为然，“追随逸仙先生的同志虽不少，了解主义、了解逸仙先生的理想的，实在不多。以妥协为议和，以屈服为统一，错了！” 　　“是的，现在错了！期望将来不错。这就是我觉得必须充实我自己的原因。” 　　“好！”陈英士深深点头，“时势所造的英雄，不是真英雄；能创造时势的英雄，才是真英雄。逸仙先生不止一次跟我谈到你；对你的期望极深。我也相信你一定是真英雄！‘安危他日终须仗，甘苦来时要共尝！’介石，为国珍重！” 　　长鸣的汽笛在催送行的人下船了！彼此有泪，却都不愿使对方看到，各自背转脸去，悄悄拭去。 　　海天辽阔，碧波浩瀚，令人心胸一壮；蒋先生收拾起满怀的别绪，以一瓣心香，为良朋默誓：“我要回来！我要回来重振中华雄风！” 　　（全书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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