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破天惊(10)_高阳

一〇

　　和约既立，筹议海防，僧王奉旨修筑大沽、天津营垒炮台。皇帝在英法退兵以后，对和约的若干条款，萌生悔意，责成大学士桂良、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与洋人筹议“通商税则事宜”时，愿以免收洋人关税作交换条件，取消“派员驻京，全江通商，内地游行，赔缴兵费”四事。

　　这是办不到的事，而且减免关税，为不智之举。无奈皇帝坚持成见，而桂良、何桂清等人，亦只好饰词敷衍；所以这年冬天，税则已经定议，鸦片被称为“洋药”，准许公开进口，而“挽回四事”，仍在皇帝严旨督饬之中。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，皇帝始终认为“夷目”驻京，有损“天威”，因此连带使得“换约”的地点，亦起了严重的争议，一方面只准在上海换约，一方面又非进京换约不可。最后皇帝作了让步，降了这样一道上谕：“英法在北京换约，随从人数以十名为限，并不得坐轿摆队，换毕即去，不许在京久驻。并命桂良届时即驰驿来京办理。”

　　僧王在天津的防务，此时已经完成，所以皇帝觉得有恃无恐，密谕僧王：“如英船到津，胆敢开炮，即可观衅而动，慑以兵威。”并命怡亲王载垣及武备院卿总管内务府大臣到天津晤见僧王，密谕机宜。僧王因为在海口已经布下了木筏铁戗，阻塞海道，所以会同直隶总督文煜，这样奏覆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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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三月初九日怡亲王载垣、武备院卿明善驰抵海口。奴才僧格林沁跪聆圣训，并一切抚剿事宜，奴才自当斟量情形，妥为办理。伏思夷人如必欲进京，互换和约，由大沽海口入河，水路直达通州，固为便宜；但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，不特不可令其经由，且不可令其窥伺。查北塘海口，入可六十里，至芦台地方登岸，由香山通州一带，陆路亦可进京。或由北塘登陆到津，乘船至通州，应由钦差大臣桂良、花沙纳及伴送人员，临时斟定，饬令地方官妥为办理。并拟令夷人大小船只，均在拦江沙外停泊，用内地船只渡过内河，庶可以重防务，而杜另生枝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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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大沽口与它北面的北塘为京津的门户，等于一道大门、一道边门；僧格林沁全力营此两道门户，仅在北塘就花了一百多万两银子，而在此两道门户之外，还有一重天险，就是在海口二十里外的，所谓“拦江沙”，如果没有领港指引，擅自闯入，必致搁浅。所以新任直隶总督恒福，提出善意的警告，照会在渤海湾中军舰上的英国公使，不要擅入拦江沙，稍停数日，等桂良从上海，到京派人引领从北塘登岸，护送进京。

　　这时的英国公使已经换过了，接替爱尔琴的普鲁斯，比他的前任还要骄横，他认为英国海军上年已有占领大沽口的经验，拦江沙拦不住他的军舰，大沽口南、北两炮台的虚实，也大致明了，无所畏惮；只有设在白河入口之处的竹筏、铁戗是个麻烦，不妨以强硬的措词，要求守将移去，否则自己设法闯关。

　　由于僧王和恒福峻拒，普鲁斯下令英国海军提督何伯，武力扫除白河的障碍。其时新任的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亦到了大沽口外，一个是有意声援，一个却只作壁上观。

　　到了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八点钟，英法联军开始行动，用三艘兵舰拉倒了十余座铁戗；另有十五艘军舰在后面准备开火。僧格林沁为了蓄势，隐忍不发；等英军冲至第二座炮台，方始下令轰击，阻遏了敌人的攻势。

　　到了黄昏，二十余条舢板船，载着一千五百余名英法联军，在南炮台登陆，直逼壕墙；清军凭险固守，同时驻扎北塘以西新河地方的恒福，带领马队步兵，星夜驰援。联军进攻无功，却又不愿撤退，化整为零，避入苇丛；清军用“火弹喷筒”照明，每闪一次火光，接着就是抬枪轰击。联军不敢恋战，退回船上；天明收军，清点战果，联军军舰四沉六伤，死伤四百余人，俘获英军两人；据说英国海军提督何伯，因为坐船桅杆，受炮轰折断，打伤了他的右腿，卧床不能行动。在清军方面，阵亡三十二名，直隶提督史荣椿、大沽协副将龙汝元，都死在前线。

　　这自是大捷。奏报到京，皇帝欢喜无量；朝野上下，无不兴高彩烈。唯一的例外是僧王的一个幕僚郭嵩焘。

　　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，左宗棠的同乡，曾国藩的亲家，李鸿章的同年；此时以南书房奉旨随僧王办理天津海防。他对“洋务”极有心得，但罕为人知；认为“洋务一办即了”，而“洋人以通商为义，当讲求应付之方，不当称兵。海防无功可言，无效可纪”。曾向僧王上了十七次“说帖”，以为“今时意在狙击，苟欲击之，必先自循理。循理而胜，保无后患；循理而败，亦不至于有悔。”

　　这些论调，僧王本就听不进去；及至一仗大胜，他人皆欢欣鼓舞，唯有郭嵩焘戚然有忧色，越发恼了僧王。就在这时候，朝廷有旨，命郭嵩焘清查山东沿海税务，并就僧王营内酌派数人，充当随员。

　　“什么随员？没有！”僧王悻悻然地说：“我派人会办。”

　　郭嵩焘黯然离营。不尽是由于个人的被侮，而是忧虑着犹有后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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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后患发生在下一年的秋天。

　　联军虽败于大沽口，却以清军并无军舰，不虞追击，所以从容撤退，沿路测量旅顺、威海卫等海口，作卷土重来之计。

　　英法海军回到上海，各自向本国请兵。英国派了一万八千人，法国派了七千二百人，在咸丰十年二月，抵达上海。于是，英法两使向代替两广总督为“办理各国事务钦差大臣”的两江总督何桂清，提出一件照会，要求对“白河事件”道歉赔偿；同时再一次要求在北京换约，并在北京驻使。

　　这件“语多悖谬”的照会，当然为朝廷所拒绝。这样到了四月间，英法驻华公使及海陆军将领，在上海开了一次军事会议，拟定了“封锁北直隶、占领舟山”的军事计划；随即照计行事，占领定海，派军北上；英军占领了辽东半岛的金州，法军占领了蓬莱半岛的芝罘。而英国和法国两卸任的公使——爱琴和葛罗尔，则各以专使的身份，再度东来，准备展开一项非常的行动；因为就在这四、五个月之中，东南的局势起了相当剧烈的变化。

　　在洪杨以外，源于淮北一带的捻匪，“已成气候”，并且与洪杨已经合流。一方面，“太平天国”的第一悍将“英王”陈玉成，会合捻匪头脑张洛行北征，自安徽桐城西进，与出身黑龙江、威名仅次于僧王的多隆阿，及清军第一悍将、出身四川夔州的鲍超，在太湖决战。同时“太平天国”的第一流人物“忠王”李秀成，亦出“天京”，谋解长围；另一方面，“江南大营”的张国梁克复金陵外围的九洑洲，完成了包围“天京”的态势，战局在双方都到了“穷则变”的时候。

　　结果，多、鲍虽在安徽小池驿大破陈玉成，但李秀成出皖南、攻浙江、占杭州，然后“辅王”杨秀清、“英王”李秀成、“侍王”李世贤等人，分别自西北、东及东南、西南分兵五路，猛扑江南大营，“天京”解围，张国梁战死丹阳。真个“兵败如山倒”，太平军占常州、占无锡、占苏州，十天功夫，席卷东南财赋之区的精华地带。逃到上海的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了职，以权臣肃顺的主张，重用曾国藩，接替何桂清的遗缺；曾国藩立即奏请以兵部郎中左宗棠襄办军务。这是咸丰十年四月间的事。

　　这一剧变的局势，在英、法两国看，是可乘之机；因此，根据爱尔琴和葛罗实地观察以后的报告，正式通告欧美各国，对中国宣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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