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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七

正审官因为他是名士，以为他一定是两榜进士，便即问道：“你是那科的？” 　　这个科名的科，章太炎故意误会成鸟窠的窠，微笑答道：“我满天飞，那里来的窠？” 　　＊ ＊ ＊ 　　前后会审了四次，春去秋来，到了冬天才宣判；公廨的正审官、会审官做的清朝的官，照例由上海道委派，自然听从指使，判了章太炎和邹容永远监禁的罪。 　　照“大清律例”，不论“大不敬”的罪也好，谋反的罪也好，都是极刑；所以这样判决，算来还是从轻；但西洋的观念不同，领事团大哗，一致同意，不能接受这个判决。同时亦很怀疑作此判决的用意——依照会审公廨的章程，刑事犯判监禁五年以内者，在巡捕房“西牢”服刑，不受公廨管理；五年以外，便须移送会审公廨的监狱拘禁，鸟入罗网，章太炎和邹容可能在狱中不明不白送掉性命。 　　于是案子不能定谳，从司法转入政治，由英国公使在北京跟外务部交涉。被告的律师掌握机会提出申请，认为章太炎、邹容久系囹圄，于法律及人道两皆不合，要求巡捕房撤销控案。 　　这一着很利害，如果巡捕房撤销控案，会审公廨就必得无条件释放被告，因此北京的外务部不免着慌——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是头老狐狸；会办大臣那桐，人称“小那”，善于见风转舵；加以右侍郎伍廷芳暗中调护，毕竟采纳了英国公使的意见，决定“从宽办结”。 　　于是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，会审公廨宣判，章太炎监禁三年、邹容监禁两年，都在西牢罚作苦工；在狱期满，逐出租界。 　　同在西牢，先是羁押，如今是服刑，但与罚作苦工，生活大不相同了。章太炎求仁得仁，逆来顺受；而邹容性情刚烈，受不得“牢头禁子”的欺凌，常常发生冲突。 　　“小弟！”章太炎劝他：“你学佛吧！听我讲佛经，可以解你三年之忧。” 　　章太炎精耽内典，辩才无碍；邹容亦是有宿慧的人，聆教不倦，情绪就此稳定下来了。 　　【第十一章】 　　由于苏报封闭，爱国学社解散，一时不便活动；也由于章太炎和邹容的被捕，被指名通缉的惊弓之鸟，大多远走高飞。因此，日本增添了许多革命志士。 　　他们当然都仰望孙逸仙的丰彩。孙逸仙仍旧常住在横滨；往还的同志虽不多，但东京留学界蓬蓬勃勃的革命思潮，却仍由孙逸仙所指导。从中作联系的是两位同志，一个叫冯自由，家世儒医，祖父在咸丰初年，因为与太平天国的关系，为官府搜捕，瘐死广州府南海县监狱中；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，抱恨终天，远适异国，在横滨经商数十年，对革命深抱同情；同时亦最敬服孙逸仙。兴中会在日本组织分会，即颇得冯镜如之力；其时冯自由才十四岁，是最年轻的一个同志。冯家久居山下町，与孙逸仙的寓所不远；冯自由几乎每日必到，本乎“有事弟子服其劳”之义，乐效奔走。 　　另一个叫廖冀朋，是孙逸仙在广州博济学院的同学，当时经商横滨，就住在孙逸仙那里。廖冀朋为人潇洒不群，吐属不凡，而且多才多艺，擅画能诗，是个漂亮人物，所以朋友很多；他往往一面濡染丹青，一面高谈革命，无形中成了孙逸仙的好帮手。 　　这天正在画梅花，门铃大响，廖冀朋住在楼下西屋，便亲自去应门；门外是个四十不到的和尚，着一领土黄布的海青，脚下是同样质料的凉鞋。清癯如鹤，戴一付银丝脚的眼镜；一脸的书卷气。 　　廖冀朋断定他不是日本和尚，便用广东官话问道：“大和尚找那一位？” 　　“恕罪！”那和尚一手当胸顶礼，一手拿着纸条；眼睛却望着钉在门上的白木牌，“请教施主，这里可是孙逸仙先生的住处？” 　　廖冀朋了解他的疑问；孙逸仙为避清朝派驻日本使馆人员的耳目，用个日本名字“高野长雄”；白木门牌上写的是“高野方”。这个和尚必是不知高野长雄就是孙逸仙，所以有此一问。 　　廖冀朋先不回答，问他的名字：“大和尚上下怎么称呼？” 　　“我是在俗僧，报我俗家的姓名吧！我叫黄宗仰。” 　　“原来就是乌目山僧，久仰、久仰！”廖冀朋惊喜地说：“请进，请进。” 　　延客入室，廖冀朋先自我作了介绍；然后引见住在楼上的孙逸仙。彼此虽是初会，但神交已久；宗教的不同，在他们之间不生丝毫隔阂，真所谓一见如故，很快地就像常常见面的一对健谈的好朋友那样，热烈地在讨论国家、社会各方面的大问题了。 　　使得乌目山僧惊奇的是，他只知道孙逸仙手不释卷而深于西学；不想对中国的“心性之学”及历史，亦有深湛的研究。他赞许乌目山僧的入世的态度，谈到唐朝的佛寺，与对社会工作的积极贡献；也谈到佛法东来以后，对于宋明理学的影响，同时认为佛教与基督教在本质上是相同的，中心思想就是他手书悬在壁上、作为座右铭的“博爱”二字。 　　“这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精义：‘博爱之谓仁。’不过，儒家不是宗教，所以提倡博爱，不纯用感化的宗教手段；而在必要时该用革命的手段。儒家讲究内圣外王，也可以说是亦圣亦王；外王为用，内圣为体，这就是中国道统之所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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