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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七


  “是在那里认识的?”

  “五年前在横滨。”

  “有个劳伦·摩根,你也认识吗?”

  “是的,他是同情中国革命党的英国人,我由孙逸仙介绍,跟他认识。”

  接着,新加坡总督又问了许多人,有识有不识,宫崎一一据实回答。

  “现在,”总督抬一抬身子,提高了声音,显得他要问的话很重要,“我问你一句话,你必须实说:你是不是受了清国政府的收买,来暗杀他们的革命领袖?”

  宫崎一听这话又冲动了,厉声答道:“在我入狱之前,中国革命领袖有两个,一个孙逸仙,一个康有为,我曾经对他们寄予深厚的同情,怎么说我会受清国政府的收买?我知道,这是冒牌革命领袖康有为的无耻诬赖。”

  总督很有修养,并不因他咆哮公堂而有所不悦,又问了些别的话,宣示第二日宣判。

  宣判的结果是放逐五年。意思是驱逐出境,五年之内,不准进入新加坡。有此结果,也可意满意了;宫崎鞠个躬出庭。清藤幸七郎也同时无条件释放。

  庭外围着一群人;宫崎第一眼就发现了孙逸仙含笑目迎,惊喜交集,正要上前招呼时,桂子奔出来握住他的手说:“你总算恢复自由了!多亏得孙逸仙博士。”

  “孙先生!”宫崎激动地说:“我认识康有为的真面目了。假冒伪善,他的人格不值一文钱。”

  “不要这样说。”孙逸仙微笑答道:“我所高兴的,是又能跟你在一起。走吧!”

  坐上马车,直驶码头;因为法庭有附带判决,宫崎不准片刻停留,所以直接上了日本汽轮“佐渡丸”。开船要到晚上,大家便在“佐渡丸”上的餐室,开了几瓶香槟,庆贺宫崎和清藤的恢复自由。

  室中有三位不相识的人;孙逸仙为宫崎一一介绍:黄康衢、吴杰模、林文庆。都是新加坡极具社会地位的华侨。

  “林先生是我幼年同学。”孙逸仙特别指着林文庆说:“他最热心。由于他介绍我见新加坡总督,事情才能挽回。”

  “喔,感谢之至。”宫崎深深一鞠躬。

  “新加坡总督很同情中国的革命。因此,”孙逸仙说:“我不得已撒了一个谎,说你所带的大笔巨款,原是我交付给你,预备来发放革命党的军饷的。”

  宫崎报以感激的眼色;随又问道:“我们此刻何去何从?”

  “回香港。”

  “香港是不是能登岸呢?”

  “不能登岸也不要紧。”孙逸仙问道:“你是不是还想跟康有为合作?”

  宫崎当然放弃了孙、康合作的计划,很郑重地表示,今后将死心塌地,听从孙逸仙的指挥。一番顿挫、一番团结;孙逸仙对于拂逆中孕育胜利的信心,愈益坚强了。

  “这一次重回香港,要把策略、路线决定下来。李鸿章到底要听命北上了,我早说过,我对他并不抱任何期望;不过有些同志很热心,让他们试探了再说。如果不成,大家不必失望。”孙逸仙这样叮嘱宫崎,“我们照我们的计划做;自己开拓自己的前途。”

  果然,左渡丸一到香港,陈少白就上船来报知李鸿章的消息;他是前一天到香港的,曾与香港总督卜力会过面,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。不过,陈少白曾登上李鸿章所坐的安平轮,会见了随行的刘学询。

  谈到这里,陈少白的脸色沮丧,“刘问刍吞吞吐吐,彷佛很为难的神气。不过,”他强自振作着,“事情还没有绝望。”

  因为是在孙逸仙的意料之中,所以他很平静地问道:“还存着什么希望?”

  “卜力这方面一定有句明确的话。”陈少白答道:“何启已经去探问了。卜力今天还要跟李鸿章见面,想来一定会谈到两广独立的事。”

  “好的!我再等一等。不过,我既不能上岸,佐渡丸亦不会停泊太久;我迫切需要澄清事实,好争取时间,决定大计。”

  “我知道。”陈少白说:“我再去催何启;今天无论如何要得到确实回话。”

  傍晚有了回话,是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消息,说卜力决定留住李鸿章,并安排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,让孙逸仙跟李鸿章秘密相见。

  “如果李鸿章肯合作,我当然赞成,跟他到广州策划一切。但是,说实话,我对他的看法并没有改变,现在他愿意北上,就足见他还对清廷守着他的‘臣节’。李鸿章并无民族大义的观念,亦无烛照大局的智慧;八十老翁,成王称霸的思想已淡,所以即使见面,亦未必会有理想的结果。而且能不能见面,亦未可知。”孙逸仙停了一下又说:“不过,为了尊重大家的意思,我当然要过了明天上午十一点,再作道理。”

  第二天上船来见的同志,络绎不绝;孙逸仙不动声色,只跟大家谈起义的计划。陈少白却有些沉不住气;因为“秘密约会”之说,始终未见有任何进一步的安排。十一点已过,证实卜力的想法,终成虚愿;但陈少白仍不死心,因为李鸿章未走。到了傍晚,只听汽笛长鸣,从佐渡丸甲板上望过去,安平轮蠕蠕而动,终于消失在暮霭中了。

  陈少白垂头丧气地去报告所见;孙逸仙毫无失望的感觉,“不过虚耗了一天功夫而已;而且也不算虚耗,至少可以证明,跟满清老官僚没有合作的可能。”他说:“现在我们可以一无牵缠地谈我们自己的步骤了;就在今天晚上要议定整个计划。”

  整个计划以郑士良为中心,负责惠州起义。同时由史坚如、邓荫南到广州运动新军;毕永年到上海运动长江会党,分别起事响应。为了出入方便,要借重日本同志,决定以平山周为外务部长,负责各方面联络;退伍军人原桢当参谋长,在军事上襄助郑士良;此外还有一个著作甚丰的学者福本诚,听候郑士良的差遣。

  后勤的支持,主要的是靠富商李纪堂,他被任命为驻港财务主任;杨衢云和陈少白,亦留在香港接应。而最重要的寻取外援的工作,则由孙逸仙亲自担任——筹划既定,他和宫崎及清藤,原船回神户。

  在日本的活动,颇为积极,亦有相当成果;而就在这时候,康有为一系的“自立军”,在长江一带,有了动作——本可以有所作为的,只为康有为假冒伪善,拥资自肥,使得唐才常被捕殉难,毕永年削发入山;保皇党的信用尽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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