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阳说红楼(21)_高阳

二一

　　如说丑事发生在李鼎不在苏州之时，则李鼎上京不止一次，何以见得必是在康熙五十九年夏天？这要跟“王熙凤协理宁国府”合起来看。据“李煦奏折”三八八，“生母病逝，遵遗命代具谢恩折”知李母文氏于十一月初五日“忽患内伤外感之症”，延至十一月十五日去世，享寿九十有三。按：李煦之妻韩氏殁于康熙五十三年，“冢妇”又在夏天“淫丧天香楼”；如今老母又逝，则主持中馈，三代皆缺，此所以不能不邀请素以精明强干著称于戚党中的“凤姐”去经纪这件“婚丧大事”。曹雪芹善于绾合人与事，诚如您所说“书中人物的亲属关系，与实际曹家上世的亲属，大都吻合。但是书中人的事迹与真实人物的事迹又不符。雪芹往往是把某一代的事迹，排在另一代人身上”。所以第十三回写“宁国府前，只见府门洞开，两边灯笼照如白昼，乱哄哄人来人往，里面哭声摇山振岳”的豪门丧事，应该是李煦九十三岁老母之丧的实录。

　　试参李母死因

　　耐人寻味的是，李母的病因；所谓“外感”，照中医的解释，无非风寒侵袭；“内伤”与“外感”并称，必属于遭遇了至为拂逆之事，感情上受了重大刺激。而此“内伤”又是“忽患”，可知拂逆之事，突如其来，相信必由李鼎于十月廿二日回苏州后所引起。

　　李鼎之妻的死因，李老太太在起初是不知道的。因为照中国人至今依然的传统，凡遇到这样的悲剧，一定尽力瞒住上了年纪的尊亲，怕年迈高堂情感上承受不住。及至李鼎回苏以后，问起娇妻的生前死后，少不得会有人泄漏；因而父子之间曾有严重的冲突，可能不得不惊动九十三岁的老祖母；甚至李鼎向祖母去哭诉，亦在意中。此即为“忽患内伤外感”的由来，“外感”二字或许还只是陪衬之笔。

　　红学领域中的处女地

　　如上所作的假设，倘能证实，即是在红学的领域中发现了一片未经开发的处女地，我衷心希望您来做小心求证的工作。这里就我想到的线索，提出来供您参考：

　　一、苏州织造署，就明朝皇亲嘉定伯周奎的住宅改建，应该有记述其园林之胜的文献，可印证曹雪芹笔下的宁国府，如会芳园、逗蜂轩、天香楼诸名目。

　　二、康熙稽查臣下，采取相互监视、个别查询的办法。倘或李煦有此丑闻，必有人密奏；或康熙风闻其事，密饬某人打听。当时如两江总督长鼐、江苏巡抚吴治礼、杭州织造孙文成等人缴回的朱批折中，或有记述。

　　三、李母去世，时人必有吊唁诗文，或者有蛛丝马迹，可以进一步推知其死因。李煦与当时名士的交往，虽不如曹寅之密，但亦颇有数人，若能细作检查，当有所得。要想了解苏州织造衙门有何亭台楼阁，检查其时的诗文集亦是最好的方法，因为文酒之会，必有题咏之什，可资考据。

　　四、细查李鼎的履历。按：十三回“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……亲来上祭”，此“掌宫内相”指“领侍卫内大臣”。为了“丧礼上风光些”，贾珍要为贾蓉捐个前程，戴权吩咐小厮：“回来送与户部堂官老赵，说我拜上他，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，再给个执照，就把这履历填上。明儿我来兑银子送去。”又贾蓉的衔名是“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”。可知贾蓉所捐者乃“三等侍卫”。《清史稿·职官志四》：“侍卫……三等，正五品，二百七十人，旗各九十人。”与戴权所说的“三百员龙禁尉”，数目相近。侍卫由上三旗内选派，贾蓉是够资格的。捐纳之事归户部掌管；但侍卫是否可由捐纳而得，颇成疑问。即或可捐，亦必是虚衔；而“御前侍卫”由侍卫内特简，更非同小可。十三回内所写贾蓉的衔名，想是故意混淆，不欲确指清朝的官制。但如李鼎确实曾在康熙五十九年当过三等侍卫，则是以贾蓉影射李鼎的确证。

　　科场与书坊

　　至于您第二封信中提到的问题，似乎想证明《红楼梦》有南北两个流传中心，北方为八十回的《石头记》，南方为百二十回的《红楼梦》，而后四十回可能为曹李两家在南方后人所撰写刊行。如果您真是想证实这个假设，可能会徒劳无功。

　　在大作中，您提出程丙本的说法及分析，确是有功红学的不刊之论。事实上程本三次刊行的过程，照您的考据，已很明白。可惜，您对科举制度，以及科举与出版界的密切关系，了解稍欠深入。否则您就会说程丙本刊于壬子年，不会说“刊于壬子年或以后”。因为高鹗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乡试中举；次年己酉正科会试落第；再次年庚戌会试又落第；辛亥、壬子两年帮程伟元搞《红楼梦》，下一年癸丑会试，当然要下场。会试在春三月，如果不是在壬子年冬天结束《红楼梦》校改的工作，即无法去准备举业。

　　我曾请教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处长、目录学家昌彼得先生，说有无专谈清初书坊的书？他说没有。不过，我觉得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记载，颇可窥见当时书坊的情形。书中屡屡谈到“闱墨”，即将近科乡会试中式的八股文，加以精选批注，以供士子揣摩之用。是故每逢大比之年，书坊必定大做一笔生意。准此以言，乾隆五十一年丙午至嘉庆元年丙辰，这首尾十一年真可说是书坊罕见的黄金时代，因为十一年中，共有六次乡试，六次会试；三次正科，三次恩科，兹列表如下：

　　五十一年丙午乡试。

　　五十二年丁未会试。

　　五十三年戊申预行正科乡试。（按：五十五年庚戌、乾隆八旬万寿，例开恩科。但辰、戌、丑、未本为会试之年，所以庚戌正科会试提前一年举行，则乡试便当提前两年。）

　　五十四年己酉预行正科会试。

　　五十四年己酉恩科乡试。

　　五十五年庚戌恩科会试。

　　五十七年壬子正科乡试。

　　五十八年癸丑正科会试。

　　五十九年甲寅恩科乡试（乾隆登极六十年）。

　　六十年乙卯恩科会试。

　　六十年乙卯恩科乡试（嘉庆改元）。

　　六十一年（嘉庆元年）丙辰恩科会试。

　　除了乾隆五十六年以外，这十一年中年年有试事，五十四、六十两年，更是春秋两闱，（事实上，乙卯、丙辰本为正科年份，如加开恩科，仿八旬万寿之例，则五十八、五十九两年，亦应是一年两闱。）漪欤盛哉！

　　书籍的流通，亦即是南北的交流，每借公车北上或落第回籍时，完成其功用。到京会试，则琉璃厂访书及隆福市逢九、逢十庙市逛旧书摊，固为必有的节目；但南方如有新出刊本，或送人，或托带，或贩卖，亦常借公车而大量流传于北方。是故说《红楼梦》南北各有一个流传中心，固为事实，但谓北方流传八十回本，南方流传百二十回本，是不太切实际的想法。

　　程本印行过程

　　根据您的考证，以及上列的贡举年表，我推断程本校订印行的经过是如此：

　　一、乾隆五十六年春天，程伟元以八十回抄本及后四十回续稿，托高鹗校订，高会试落第，穷愁潦倒（程伟元所谓“子闲且惫矣！”），欣然应诺，一面校，一面印，至冬至竣工，赶在年关前发行，是为程甲本。

　　二、程甲本的销路奇佳，印数亦不少，这可从元春绣像及程伟元序文雕版破损这一点上去推断。至于销路之好是因为《石头记》这部书的名气，已流传了二十几年，多少人向往而不得寓目；一旦公开发行，且为一百二十回，自然争着先睹为快。再者，壬子年恩科会试的举人，至少有一半是在年内北上，人数总在一千以上，购以自阅之外，少不得还要买一两部准备送人，平均以每人一部计，在一个壬子年的新年中，光是这部分可以销一千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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