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阳说红楼(19)_高阳

一九

　　此人与周春是海宁小同乡，前后中式，应该是相当熟的朋友。徐嗣曾本姓杨，畹耕可能是早期的字或号，他中进士后才改徐姓，故榜上仍姓杨，乾隆五十二年，因清兵溺毙案，下吏议，赴京，事既定，于五十三年返福建原任。想来这两部钞本是他在北京打官司那段期间买得者。乾隆五十三年各省有乡试，按清朝考试制度，应由当地巡抚出任乡试监临，于是徐嗣曾便于该年乡试携带《红楼梦》入闱，闽中传为佳话。五十五年秋，台湾生番首领为了高宗八旬万寿，自请赴京祝嘏，嗣曾奉旨率生番首领前往热河行在瞻觐，想来徐嗣曾是在赴京途经苏州时，才把有关《红楼梦》这段佳话告诉了周春，这些事都发生在程甲本问世以前。

　　说杨畹耕即是徐嗣曾，赵文必有所本，可以不论；但果如所云，我可断言，徐嗣曾绝未收藏过这两部一名《石头记》、一名《红楼梦》的钞本。因为赵文所考证的徐嗣曾的经历，与事实大有出入。

　　事实如何呢？第一，乾隆五十二年徐嗣曾根本不曾赴京“打官司”；所以，第二，即无所谓“于五十三年返福建原任”；然则，第三，“这两部钞本是他在北京打官司那段期间买得者”，即是毫无根据的空想；再说第四，康熙五十三年虽逢大比之年，而徐嗣曾并未入闱监临；于是，第五，“徐嗣曾便于该年乡试携带《红楼梦》入闱”之说，亦成子虚；还有，第六，如果徐嗣曾曾与周春相晤，地点应该在海宁，而非苏州；最后还有个无关宏旨的第七，徐嗣曾死在乾隆五十五年，而非五十六年，这一点连《清史稿》都错了，《清史稿·列传》：“五十五年……命率诣热河行在瞻觐。十一月回任，次山东台庄，病作，遂卒。”其实，徐嗣曾是死在这年十月而非十一月。

　　先谈第一点，徐嗣曾擢巡抚的第二年有林爽文之乱，“调浙江兵经延平吉溪塘，兵有溺者，嗣曾坐不能督察，下吏议”（见《清史稿·列传》）。按：“下吏议”者，交吏部议处，并未实令徐嗣曾赴京，所谓“坐不能督察”，即为“失察”，亦非重罪；即为重罪，按清朝的规制，是派大员驰赴福建查办。除非天子亲鞫，或必须两造对质，而非特简亲藩按问，不能定其是非者，才会召令督抚赴京。

　　林爽文之乱，至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平定。其时闽浙总督李侍尧、常青皆驻厦门、泉州，为福康安办后路粮台。总督专管军务，则民政自须巡抚负其全责，亦绝不可能召徐嗣曾赴京，且逗留经年之久。

　　王氏《东华录》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上谕：“徐嗣曾本系汉员，由科甲出身，朕因其办理地方事务，尚能循分妥协，是以擢用巡抚。朕平日信任委用，原非若福康安、李侍尧可比；但以柴大纪如此款迹昭然，在浙江既有声闻，福建自更有物议，徐嗣曾岂毫无闻见者？着该抚即将柴大纪各款迹详晰查明确实，并此外有无别项劣迹，一并据实参奏，该抚已往之咎，朕已不加深究；今经特旨询问，若再有徇隐之处，则是自取罪戾，恐不能再邀曲贷！”此谕十分明白，“溺毙清兵案”已邀曲贷，而其时徐嗣曾人在福建，并非在京。

　　徐嗣曾既未赴京，则回任之说，不攻自破。兹更一考徐嗣曾乾隆五十三年一月至八月的踪迹，仅据王氏《东华录》可知：

　　1.乾隆五十三年正月，命徐嗣曾接办台湾郡城、嘉义等处改建砖石城垣事宜。

　　2.同月，命在台湾为福康安建生祠；后知即由徐嗣曾董理此事。

　　3.五月，福康安、徐嗣曾会奏，审问柴大纪经过。

　　4.七月，福建藩司伍拉纳补授河南巡抚，但以“徐嗣曾见在台湾承办城工诸事，其巡抚事务系伍拉纳护理”，特命俟“徐嗣曾回至内地后”，伍拉纳再赴河南新任。

　　5.八月，徐嗣曾奏报，兴建福康安生祠事宜，特命“李侍尧、徐嗣曾着准其一体列入”，并亲定木牌位置，徐嗣曾居左三。

　　如上所述，徐嗣曾这年一直到八月都在台湾，则乡试在省城，徐必不在闱中，乡试监临虽为巡抚的专责，但如巡抚因故不能入闱，亦可由总督、学政或藩司代理。“雁隅”不知何人，看字面是个别号，查《（历代人物）别署居处名通检》并无此名；如果有心追索，就当时够资格入闱监临的闽中大员或闽籍人士的诗集中，细加搜检，当有所得。

　　关于徐嗣曾在乾隆五十五年入觐一节，王录所载，亦甚明白。是年三月初上谕，台湾狮仔等社生番头目一十二名均愿赴京叩祝万寿，着徐嗣曾带同，务于七月二十日以内，前赴热河。

　　同年十一月初一记：徐嗣曾卒，调浦霖为福建巡抚。按徐嗣曾死在山东。奏报到京，至少要两三天工夫，可知死期必在十月而非十一月，否则，不可能初一便有上谕。至于徐嗣曾自福州至热河，必是经建瓯、浦城，翻仙霞岭入浙，循信安江入富春江，经子陵钓台而到杭州，再由运河北上。这是最近也比较舒服的一条路，到清末还是如此，宝廷放福建主考，来去都是这么走法，因而才有“宗室八旗名士草，江山九姓美人麻”这种风流公案。

　　运河经海宁、经苏州，但我不知赵文何所据而想到徐嗣曾是在“赴京途经苏州时，才把有关《红楼梦》这段佳话告诉了周春”？

　　《海昌备志》载：“松霭潜心著述，所居著书斋。终岁不扫除，凝尘满室，插架环列，卧起其中者三十余年，四部七略，靡不浏览。”周春号松霭，卒于嘉庆二十年，享寿八十七。如“三十余年”以三十五年计，则自嘉庆二十年逆推，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后，周春即自锁于他的“梦陶斋”中了，徐嗣曾顺道往访，自然是在海宁，而非苏州。

　　写到这里，我想赵冈教授一定会承认，徐嗣曾并未收藏过这两部钞本。不过，这两部钞本从“闽中”这个方向去追寻源流，可能是走对了路子，我愿提醒赵教授：有正本的祖本收藏者戚蓼生，在乾隆五十七年是福建按察使，他的八十回钞本，名为《石头记》，莫非与“雁隅”所得的八十回钞本是同一来源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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