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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七


  久之,羽翼既多,遂自立门户,结王鸿绪为死党,科里何楷为义兄弟,翰林陈元龙为叔侄,鸿绪胞兄瑞龄为子女姻亲,俱寄以心腹,在外招揽,凡督抚藩皋、道府厅县,以及在内大小卿员,皆王鸿绪、何楷等为人居停哄骗,而囗缘照管者,馈至成千累万。即不属党援者,亦有常例,名之曰“平安钱”。是士奇之奸贪坏法,全无顾忌,其罪之可诛者二也。

  光棍俞子卿在京纵横有年,惟恐事发,潜遁直隶天津、山东等地方,有虎坊桥瓦屋六十余间,值八千金,馈送士奇,求托照拂。此外顺治门斜街并各处房屋,总令心腹出名置买,何楷代为收租,士奇之亲家陈元师、伙计陈李芳,开张维号,寄顿各处购银资本,约至四十余万,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,大兴土木,整修花园;杭州西澳,广置国宅,苏松淮扬等处,王鸿绪与之合伙生理,又不下百余万。

  这样,就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:“以觅馆糊口之穷儒,而今息为数百万之富翁,试问金从何来?”当然,“非侵国帑,即削民膏。”成为“国之囊、民之贼”,不诛何待?

  高士奇最后一款罪名,是郭琇在江南访闻确实的,早就愤愤不平,此时越发激动,秉笔直书:

  圣驾南巡时,上谕严戒债进,违者定以军法从事。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,于淮扬等处,鸿绪招揽府厅各官,约馈万金,潜送士奇,淮扬若此,他处又不知如何索诈?是士奇之欺君灭法,背公行私,其罪之可诛者四也。

  更可骇者,王鸿绪、陈元龙鼎甲出身,亦俨然士林之翘楚者,竟不顾清议,为人作垄断,不以为耻,且依媚大臣,无所不至;即以人之不屑为者,亦甘心为之而不为辱。苟图富贵,伤败名教,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士哉!

  总之,高士奇、王鸿绪、陈元龙等,豺狼其性,蛇蝎其心,鬼域其形,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,趋奉者更拥戴而不肯言。区若不言,有负圣思,臣罪滋大,故不避嫌怨,仰祈皇上立赐罢谴,明正典刑。

  这个折子一上,皇帝颇为动容,但他实在少不得高士奇,所以踌躇再三,才传旨召见高士奇与王鸿绪。

  “有人参了你一本,说你种种招权纳贿,你自己说吧!”

  听语气缓和,高士奇的胆使大了;要赖是赖不掉的,便这样答道:“外省督抚,以臣蒙皇上天恩,召侍左右,所以平日多有馈赠,此是敬皇上的一片心,臣亦只感戴天恩。圣明在上,威福皆不旁落,凡有黜陟进退,臣何能参预一字?在那些人,诚为无益;在巨则寸丝粒粟,皆自天恩中来。”

  “你是强词夺理!”皇帝说道,“你们要弄些钱,为子孙之计,我都可以容忍,只是不能伤天害理,做害老百姓的事。你们的操守、才具,我都了解。这一次我不计较,以后看你们自己吧!”

  这是皇帝驾驭汉人的手段。三藩乱平,正需休养生息;皇帝为了民生,日夜孜孜,只要有人能实心办事,情愿在支治上容忍——当然不是不讲求吏治,但重在鼓励,不重在惩罚,这是为了求得京师到地方政局的安定,不得不委曲求全。

  当然,郭琇的忠诚正直,他是极其欣赏的;这道奏折虽不曾发生怎样的作用,而郭琇本人却已简在帝心,特遣侍卫赏赐绸缎笔墨等物;同时传谕,郭琇忠贞谅直,益期勤慎,无负厚望。

  等了几天没有消息的郭琇,正感沮丧之际,得到这样的温谕,顿觉精神一振。他知道皇帝并不护短,亦有清明的是非之心;而目前不能纳谏,置高士奇、王鸿绪等人于法,定有不得已的苦衷。无论如何,建言无罪,在皇帝的这番恩赐中,已显示得明明白白。自己只求心安,遇到应抨击的人,无须顾忌。

  因为皇帝是这样处处以民生为重,所以只要真能为地方除弊兴利的官员,虽有过失,无不曲有。特别是在河工方面,当河道总督靳辅,五年工成,而复有萧家渡决口时,廷议不外两派主张,一派要革靳辅的职,另行派人接替;一派是责令靳辅赔修。而皇帝对此两派主张,都不采纳——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作的决定。

  第一,靳辅革了职,却也卸了责;后任以为一切都是前任的过失,出了毛病可以不负责任;因而该防的不防,该堵的不堵。推翻靳辅的成法,另起炉灶,说不定要前功尽弃。

  其次,靳辅的廉洁,皇帝是知道的,要他赔修,他不敢不遵,悉索敝赋,借贷告帮,绝不会筹足应需的经费,于是因陋就简,反而坏事。

  为了这两重顾虑,皇帝只下旨:靳辅革职留任,戴罪效力,勒限修复;应需经费,仍由国库拨给。这样体恤臣下,靳辅当然要加倍出力,终于堵塞了萧家渡决口,使黄河直下故道,完成了他的“筑堤束水,以水攻沙”的计划。

  然而下海口之处,不作根本之图,则黄患始终存在,靳辅与陈潢亲自视察以后计议,陈潢主用古代的“沟恤法”,在高邮、宝应等七州县,筑高过海潮,堤外为水淹没的土地,干涸成田,放领给百姓耕种,一方面使贫民得有屯垦就业,以谋衣食的机会;一方面可从屯田上收取租息,作为治河的经费。

  照陈潢的计划,共需四百九十万两银子,但只需先拨一半,另外一半即以涸出的田亩,放领得价来拨补。

  靳辅的奏折一上,交下廷议,都以为应准许他的建议。但皇帝仍是以百姓的生计为优先考虑,下了这样一道上谕:

  靳辅奏请治下河之法,在筑堤束水以注海,其工费将涸出田亩取价偿还等语,九卿会议进行。朕思田亩洞出,便当与民垦种纳粮,若取佃价偿还,恐致累民。九卿等特不敢自为主张,故议准行耳。当详议具奏。

  因为皇帝有此德意,便有人起了私心——江苏的绅权最重,在籍的大员,成为劣绅者,颇不乏人;京朝大员在家乡的子弟,亦常多横行不法,下河两岸有涸出的田亩,常为此辈所侵占,如照靳辅的奏议,领回缴价,自然不愿,难得皇帝有此意思,乐得把靳辅的计划反对掉。

  正好安徽按察使,奉旨襄理河工的于成龙,也是反对靳辅的。他的反对,不含私意,而是出于见解的不同,靳辅认为近海口等地,形如釜底、开了海口,海水必将倒灌;于成龙认为海口应该开辟深广,以泄洪流,所以反对靳辅的,便力赞于成龙,拿他作为对抗靳辅的挡箭牌。

  这两个人都为皇帝所信任,却各执一说,无从调和,因而限期命靳辅与于成龙进京,作御前辩论,看看到底哪个的道理对?

  靳、于到京,先由大学士传旨询问,九卿会议,亦分成两派,大致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,赞成靳辅,否则就站在于成龙那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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