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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四


  在这时局势又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,吴三桂的女婿胡国柱,投降了清军,消息传来冲州,正值中秋,凭轩赏月的吴三桂,一看众叛亲离,连女婿都已背叛,气得大叫一声:“大势去矣!”气噎仆地,一命鸣呼。

  虽然吴三桂的孙子吴世播,为马宝等人拥立“嗣位”,改元“洪化”,但谁都知道,三藩之乱,至此已不足为患,因而在福建的康亲王杰书上奏,要杀耿精忠。

  皇帝下了一通密谕:“今广西、湖南、四川俱定,贼党引领冀归正者,不止千百;骤诛精忠,或致寒心,直令自请来京,庶事皆宁帖。”这是想骗耿精忠进京,他不肯上当。迁延到康熙十九年,皇帝正式下诏,召耿精忠觐见,这下才不能不惴惴就道。

  耿精忠一到京,他的两个胞弟,早受了朝廷笼络的耿昭忠、耿聚忠,合疏参劾耿精忠,说他“背恩为乱,违母周氏训,胁迫以死”;这未免诬控,耿精忠的母亲,不赞成长于谋反,愤郁绝食而死是有的,却不至于被“胁迫以死”。反正此时的耿精忠,已人樊笼,身不由己,受了冤枉亦无法分辨,结果自是一命不保。而从逆的伪官,亦就纷纷被捕下狱;陈梦雷确是做过耿精忠的官,所以被判死刑。

  其中有一个就是徐乾学,他跟李光地最不和,原因甚多,首先是门户不同,徐乾学是明珠一党,而李光地独为索额图所看重;其次是轻视,看不起李光地的假道学;还有一点,就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得宠。当然,也可能有些抱不平的“正义感”。

  为了陈梦雷,徐乾学不知是抱不平,还是有意跟李光地为难,要他上奏为陈梦雷辩白。

  “我已经面奏皇上了。”李光地这样答复他。

  “谁曾见来?”徐乾学根率直地说。

  李光地实在不曾面奏过,所以对徐乾学这样不客气的话,只得忍气吞声,不作辩解。

  “你们是同乡,又是共患难的。其中的原委,亦只有你才明白,你不替他上奏,难道看着陈则震死!”徐乾学说——则震是陈梦雷的号。

  “我不是不肯上奏,只因为无济于事。”

  “你不管它有济、无济,只要上一个奏折,为朋友的心就尽到了。”

  “是这样子吗?”

  “是的。”

  这一下李光地无可推托了,但他自己不肯写奏折,恐怕叙到当日之事,前言不符后语,为徐乾学抓住把柄,所以这样答道:“我拟奏稿,恐怕不能尽心,你替我代拟一个。”

  徐乾学答应了。拟好一看,大致无碍,李光地为了留下将来可以不承认出于己意的退步,一字不易,照缮呈上。

  荣枯之间,相对映照有如天堂、地狱的,就是李光地与陈梦雷。此时一个在狱中含冤受屈,命已不保,一个却是金马玉堂,平步青云——李光地到京,已授职为内阁学士。庶吉士散馆,能够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,已是令人艳羡的事,因为清秘之职,升迁特快;然而也快不过李光地,他授职即请假,待在家里升官,七年工夫,由编修一跃为二品大员,做的是最重文采的翰林官,却以军功超擢,这都是空前绝后的异遇。

  然而李光地的功名虽得意,声誉却不甚高明,因为陈梦雷几次呼冤,已经江谒老师同年,虽不便说出合作投机的行为,对蜡丸书应有他的名字,以及李光地如何请他的叔父李日(火呈)到福州探听虚实,以定行止的情形,说得凿凿有据。李光地不够朋友的名气,在他的同年中,已经无人不知。

  结果,陈梦雷免死,改为充军奉天,但李光地却不肯承认是他的力量。同时,他有心排挤陈梦雷,亦是彰明较着的事实。陈梦雷虽得活命,一口怨气仍难咽下,在狱中写下一篇与李光地的《绝交书》,其中有段话说:

  年兄家居安溪,在六百里之外,万山之中,地接上游,举族北奔,非有关津之阻;徜徉泉石,未有征檄之来,顾乃翻然、勃然忘廉耻之防,徇贪冒之见,轻身杖策,其心殆不可问。

  这是因为耿精忠在康熙十三年三月起事,而李光地在端午之前还到已经沦陷的福州去过。

  如果李光地真的是效忠清朝,则耿精忠在福州起事,闽南还安然无恙,大可出江西北上。洁身自保,而起初请他叔父到福州探听消息;继于端午节前,亲入虎穴,此一行有何理由,目的何在?陈梦雷所指的“其心殆不可问”,真诚诛心之论。

  这篇《绝交书》由于徐乾学的协助,广为传播,使得李光地的“卖友”之名,喧传入口。这一来,他在京里,立足不住,不能不“避风头”;在康熙二十一年,以奉母回籍为名,请假回到福建。一住住到康熙二十五年,才又进京,当了翰林院掌院学士。

  这是个异常清高尊贵的职司,向来非德高望重的翰苑前辈,不足以领袖群伦。李光地的资望、人品、学问,都谈不到此;所以大家都看不起他,特别是徐乾学,处处与他作对。如今因为郭琇同为同年,他来探望的用意,一则是拉拢交情;再则是看不惯徐乾学和高士奇的行径,有意揭发,希望郭琇能够以御史的身分,上奏严劾。

  “‘四方玉帛归东海,万国金珠贡淡人’这两句话,我也听见过。”郭琇问道:“我就不明白,高淡人有何神通?能这样子得皇上的信任!”

  “这话说来就长了。要从他的出身谈起——”

  淡人是高士奇的别号,一字江村。他跟陆陇其同乡,籍隶浙江平湖,但又自称杭州人。

  他的出身不高,而志向甚高,在康熙初年,自己挑了一担行李,到京城里去找机会。天子脚下,万人如海,要找机会,真如大海捞针;兼以“长安居,大不易”,结果流落在报国寺,卖字糊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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