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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二


  “那就更好了!一言为定。”

  果然,这个办法的效果很好,过境的军队,一到潼关,应该要什么便有什么,异常痛快。人心都是肉做的,地方上如此漂亮,军队也就不好意思骚扰了,随到随走,军纪肃然;而潼关市面也就大非昔比,以前大军过境,家家惶恐,胆小的甚至闭门不出,如今都是安居乐业,浑如无事。

  不到三个月的工夫,潼关附近各州县,连妇人孺子都知道“汤青天”这个美称。土豪劣绅,不敢也不能为恶;流氓地痞纷纷敛迹。”民间争执,知道什么叫讲理,先请左邻右舍,乡党长老排解;真到讲不清理时,才告到官府,因此,潼关备道茂门,落得个讼简刑清。

  但是,汤斌自己却依然忙得不可开交,除了勤求民隐,兴修农田水利,为地方造产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以外,他自己还忙着做学问,每夜一灯荧然,非到三更,不肯罢手。

  推己及人,他觉得振兴文教是件万不可忽的事;经过一番深思熟虑,决定着手整顿潼川书院。

  书院起于唐朝,唐明皇置“丽正书院”,招集文学之士,讲学其中,即为书院制度的滥觞。经过五代到了宋朝,书院大兴,最有名的是四大书院,而以白鹿洞书院为首。

  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。唐德宗时,李涉、李渤兄弟归隐于此;李渤后来做了“浔阳江头”的江州刺史,便在白鹿洞修建台榭,成为一时胜景。其后南唐李家父子,素好文学;认为白鹿洞是个士子读书的好地方,下诏建立学馆,并给官田,以供学子薪水;派了李善道主持。称为“洞主”,而整个学馆,则称为“白鹿国库”,是南唐最高官学。

  到了宋初,“白鹿国矿改为白鹿洞书院;以后渐次荒废。一人南宋,朱熹当江西南康的地方官,初到任就下徽文,派官学教授杨大法勘查白鹿洞,接着又亲自去作视察,认为可以修复,也应该修复,于是白鹿洞书院,复又成为读书人向往的乐土。

  在白鹿洞书院,朱熹亲自订定了一篇学规,首先就揭明教人以人伦为本,指出“父子有亲,君臣有义,夫妇有别,长幼有序,朋友有信”为“五教之目”。而学做人的程序是:广泛涉猎的“博学”;学而不解则“审问”;问清了还要“慎思”其中的道理;道理虽明,犹须“明辨”它的对与不对?是对的道理,便当“笃行”。同时他又申明做学问的目的:

  古昔圣贤,所以教人为学之意,莫非使人讲明义理,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。非徒欲其为词章,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。

 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,虽为后世书院奉为圭桌,但书院并不能保持纯为做人而读书的那种高超的风格。在明朝,书院往往成为读书人论世干政之地,因此触犯忌讳,前后经过四次的摧残,到了末叶,终于有东林书院的名闻天下。

  东林书院在无锡,是有气节的读书人,砥砺切磋之地;但以东林出身的,入仕以后,多居高位,于是无形中,有了一个与问党对称的东林党,成为君子与小人,水火不相容的两大集团。这一番争斗,明朝既亡,犹复不止。清军入关以后,阉党的冯铨防备东林报复,反对设置书院;当政的旗下贵族。亦怕汉人借书院掩护,反抗清朝,所以曾有诏令,不许设置书院。汤斌要考虑的,就是这一层关系。

  在顺治九年有道上谕,责成各省学政,督率官学教官,“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,著书请求,躬行实践,不许别创书院,群聚结党,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,空谈废业。”不过潼川书院既非新创,又不是结党干政,游食空谈,汤斌认为并不违反功令。

  当然,书院还无法动用公款来维持,汤斌只能找到地方绅士,劝募一笔基金,也仍旧交由地方绅士管理,订立条规,置产收息,只用利息不动本。预定招收名额是正课二十名,附课视息金收入多寡而定;正课每月发给膏火银二两,附课减半。聘请朝邑的一位理学家雷子显主讲。名为“掌教”。

  这样筹备好了,方始招考生徒到书院来肄业;报考的资格是不限制的,无论举人、监生、秀才,或者不曾进学的童生,都可参加。由于汤斌的实事求是,以及雷子显的道德文章,报考的有三百人之多。到了考试那天,汤斌亲自到书院照料;二月里的天气,春寒犹劲,考生一到,由汤斌带领的执事夫役,引到饭厅,先送上一碗滚烫的羊肉汤,条案上整箩筐的馍、大壶热茶,随意取用,初入书院,便令人从心底浮起温暖,向学向善之心,油然而起,一个个都在自誓,定要好好应考,取得高第,成为“正课”,在这潼川书院打下一个进德修业的基础。

  考试的题目是汤斌与雷子显共同拟定的,叫做“盍言尔志”,藉以考察各人的志向修养。一上午考完,汤斌与雷子显立即阅卷;到了深夜,把三百本卷子看完,定了正课二十名,附课三十五名,第二天一早便已发榜,录取的即时人院,不取的也觉得很痛快,因为不曾耽误他们的工夫。

  于是五十五名生徒,平日埋首钻研;逢初二、十六参加月课。其中一课名为“官课”,由汤斌开始,出题考试,评定等第,优等每名奖银二两,次等奖银一两;文字拙劣的,汤斌必定把他们找来,一个个细问学业进度,加以指点。到下一个月便是同州知府马呈祥主持;他的家累重,而俸人无多,捐廉所发的奖金便少些。然后又是各县县官到院出题考试,而不论是谁主持官课,汤斌一定要到书院来帮着照顾;因此,不但是书院中的生徒,就是主持考课的州县官,亦无不觉得这位“汤大人”循循善诱,跟他论学谈艺,确有一种身心俱泰的乐趣。

  这样到了顺治十四年了西,是乡试之年。有个河南副主考丁澎,是杭州人,文名极盛,他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,与汤斌在京里相识,订交不久而极佩服汤斌的为人,所以出闱以后,特地经函谷道专诚来访汤斌,一叙契阔。

  不想一到就病倒了,汤斌为他延医治病,代为办公事请病假,每天亲自看护医药;到年底病愈,正待启程回京时,来了一道上谕,指河南正主考黄鈊、副主考丁澎,主持试务有弊,为言官参劾,奉旨:“黄鈊着革职严拿察究,丁澎亦着革职察议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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