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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一四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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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上持论，或不免过苛。衡诸侯方域后来的行迹，未始不以此举为悔，下一年治《壮悔堂》，又治《四忆堂》，皆曾作记。《四忆堂记》末段谓： “或曰：‘然则子既以悔名其集，而以忆名其诗者，何也’？苟忆于昔，不必其悔；苟悔于今，不必其昔之忆。”曰：“诗三百篇，昔人发愤之所作也。余自念才弱，不能愤；聊以忆焉云尔。抑闻之，极则必复。忆之，忆之，所以悔也。” 侯方域的有《壮悔堂文集》，及《四忆堂诗集》，上记表面论时，实则论出处。“或曰”云之，即为质问：你要做清朝的官，就不必再念明朝；既念明朝，就不该“赴试猎官。”而侯方域对此质问，并没有明确的解释，只是自陈悔恨，“忆之、忆之、所以悔也！”说得再明白都没有。最可玩味的是，人间“四忆”是那四忆？侯方域的答复是自己都弄不清楚。他的说法是，诗歌“情迫气结，纵其所至，不循阡陌；即胸中时一念及，非不历历，及欲举而告之人，固已缠绵沉痛，十且乱其七八矣！”诗以写情，原有陶诗所谓“欲辩已忘言”的一种境界。但侯方域的四忆，胸中历历，只是不愿告人而已。所可断言者，此四忆中，必有陈贞慧与吴次尾的《留都防乱揭》及李香君的《桃花扇》在内。 从侯方域的遗作中去考察，有种种证据显示，辛卯乡试一举，痛悔失足；内心之抑郁自恨，较之吴梅村有过之无不及。而形之于文字吟咏者，则再三自道本心清白，若深恐人不信，致吴梅村书，劝其不可复出，固为变相的表示他决无意于做新贵！而最可玩味者，则为《致方密之书》，此书见《壮悔堂文集》“遗稿”。侯方域于顺治九年治壮悔堂，编定文集。越二年下世，此两年中所作，由其同窗任元祥编为《遗稿》，附文集后，任序明言：“此侯子壮悔堂集成之后所作”；亦即辛卯乡试以后所作。 按：方以智曾随永历入广西，而于顺治七年清兵陷广西平乐村时逃禅。《南疆绎史》云：“及大兵入，知其为粤臣，物色得之，令曰：‘易服则生，否则死；袍帽在左，白刃在右，惟自择。’乃辞左而受右，帅起为之解缚。谢之，听为僧，遂披缁去。”侯方域致方密之书，虽以其出家之事为发端，“大喜故人相见之有期”，而作书当在一两年，借衣喻意，其文如此： 仆与密之交游之情、患难之绪，每一触及，辄数日营营于怀。及至命笔，则益茫然，无从可道。犹忆庚辰，密之从长安寄仆浆丝之衣，仆常服之；其后相失，无处得密之音问，乃遂朝夕服之无斁。垢腻所积，色黯而丝驳，亦未尝稍解而澣濯之。以为吾非密之故也。 乙酉，丙戌后，装与今时不合，始不敢服；而熏而置诸上座，饮食寝息，恒对之欷歔。病妻以告仆曰：“是衣也，子之所爱；吾为子稍一裁剪而更之，以就时装，即可服矣。”仆急止曰：“衣可更也，是衣也。密之所惠，不可更也。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，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。”盖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。密之或他日念仆，而以僧服相遇，仆有方外室三楹，中种闽兰粤竹，上悬郑思肖画无根梅一轴，至今大有生气；并所藏陶元亮四宋以后诗篇，当共评玩之。 此文主旨，即在表明不忘旧，不愿迁就“时装”。所谓“时装”者，是清朝的服饰，而方以智所赠的丝衣，为明朝的服装。“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，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”，极道不负初心。末以郑所南，陶渊明自许，无异自誓毕生做遗民。文章作得很好，委婉尽致，含蓄甚深，但字里行间，不免有辟谣的意味。 侯方域的心事与吴梅村相同，论出处形迹，侯不如吴之显。但为新朝谋画及颂扬的文字，已传播于天壤之间而无所逃，百计思辩，终有着不得力处。其内心的痛悔，实过于吴。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底，以三十七岁的壮年，遽尔下世，说他抑郁以终，或者贲恨以殁，皆无不可。嘉庆十九年，其裔孙资灿重刻《壮悔堂文集》，删落《豫省试策》及顺治九年所拟《拟上遗官致祭先师孔子阙里群臣谢表》等文，是深知乃祖心事而特为亲者讳。笔者今发三百载之覆，直抉侯公子当日心事，实所不忍；但《壮悔堂记》自言：“壮果能悔，其尚愈诸；犹但恐余之不能悔也！夫知过而能内自讼，君子许之。”则表白其痛悔，正所以彰贤者，或为泉下精灵所默许。 侯方域殁后，吴梅村过河南，有《怀古兼吊侯朝宗》七律一首： “河洛风尘万里昏，百年心事向夷门。气倾市侠收奇用，策动宫娥报旧恩；多见摄衣称上客，几人刎颈送王孙？死生总负侯赢诺，欲滴椒浆泪满樽。” 全用信陵君与侯嬴的故事，而“死生总负侯赢诺”一句，自注：“朝宗归德人，贻当约终隐不出；余为世所逼，有负夙诺，故及之。”有此一诗一注，胜于侯方域自辩清白者千万言。其实，吴梅村如欲自剖，何尝不可以侯方域孟浪赴试一事，借题发挥？而宁愿屈己以尊人，古人风义盖如此！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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