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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陈贞慧 古今四公子，除战国四君以外，多采多姿，莫如明末四公子。四公子皆复社中人；出则忠义，入则孝悌，人品高洁；又皆爱宾客，广交游，文采风流，冠绝一时。但各人际遇有别，收缘结果，虽皆归于一“隐”字，而哀乐不同。且从年龄最长的陈贞慧谈起。 陈贞慧字定生，江苏宜兴人。四公子中，他的家世最贵，是左都御史陈于庭的儿子。陈于庭字孟谔，万历二十三年进士，由知县擢取为御史，先后出巡山西、江西、山东。明朝的巡按御史，秩不过七品，而“代天巡方”，极具权威；看平剧《三堂会审》的王金龙，约略可以想见。陈于庭巡按各地，裁抑豪强，所至有声。立朝则天启不附魏忠贤；崇祯不附周延儒——周延儒，宜兴的状元，为陈于庭的同乡前辈；崇祯年间两度拜相，入明史《奸臣传》。 陈贞慧早年即入复社。复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畸形组织，由以文会友开始，一变而为把持选政，再变而为操纵朝局。不过这是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。大致而言，复社的组成分子，君子远多于小人，扶正气，辨是非，择善固执的精神足以继承东林。 东林者无近代政党之名，而有其实，与阉党对立。而在天启年间，形成君子与小人的尖锐斗争，结果东林惨遭荼毒，元气大丧。祟祯即位，虽能翻案，而去恶未净；阉党余孽，以各种方式遮掩躲藏，俟机反扑。当北方流寇猖狂，外患日迫，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之时，怀宁阮大铖手编传奇《燕子笺》，付家养的戏班，排演纯熟；在“南都”——金陵大肆活动，多方结纳，希冀以边才起用。据说阮大铖是魏忠贤与“奉圣夫人”客氏的干儿子，所以复社中人丑诋之为“珰儿媪子”。 桐城钱秉镫有一篇专记阮大铖的文章，名为《皖髯事实》，开头有一段： 会流寇逼皖，大铖避居白门，既素好延揽，见四方多事，益谈兵，招纳游侠，希以边才起用；惟白门流寓诸生，多复社名士，闻而恶之。 其中最恶阮胡子的，就是陈贞慧、冒辟疆（襄）。吴梅村文集《冒辟疆寿序》云： 往者天下多故，江左尚晏然，一时高门子弟，才地自静者，相遇于南中，列坛玷、立名氏，阳羡陈定生，归德侯朝宗，与辟疆为三人，皆贵公子……有皖人，故阉党也，流寓南中，通宾客、畜声伎，欲以气力倾东南，知诸君子唾弃之也；乞好谒以输平生，未有间。会三人者，置酒鸡鸣棣，欲召其家善讴歌者，歌主所制新词；则大喜曰：“此诸君子欲善我也。”既而侦客云何？见诸君箕踞而嬉，听其曲，时亦称善；夜将半，酒酣，辄众中大骂曰：“若珰儿媪子，乃欲以词家自赎乎？”引满浮白，拊掌狂笑，达旦不休。 此段记载，十分生动；公子狂态，刻画入神。其事亦见于陈贞慧之子陈维崧所撰《冒辟疆寿序》。又侯方域《壮悔堂集》卷五，为李香君所作的《李姬传》，亦曾提到这重公案： 初，皖人阮大铖者，以阿魏忠贤论城旦，寓居金陵，为清议所斥。阳羡陈贞慧，贵池吴应箕，实其事，持之力。大铖不得已，欲侯生为解之，乃假所善王将军，日载酒食与侯生游。姬曰：“王将军贫，非结客者；公子盍叩之。”侯生之间，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。 “王将军”乃是假托，就当时史实考查，其人应为杨文骢，也就是为李香君画“桃花扇”的杨龙友。就常情而论，阮大铖刻意交欢，欲求和解；则本乎与人为善之旨，陈贞慧等正不妨予以自赎的机会，观其后效。使“珰儿媪子”亦知忠义，岂非快事？乃不仅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而务为折辱，口舌徒逞，局量似乎过狭？ 此则不然！因为阮髯无悔祸之心，已有确证。冒辟疆同人集《往昔行跋》： 乙亥冬，嘉善魏忠节公次子子一；余姚黄忠端公太冲，以拔贡入南雍，同上下江诸孤，以荫送监者，俱应南京乡试。当日忤珰诸公，虽死于逆阉，同朝各有阴仇嫁祸者。魏忠节死忠，长子子敬死孝；崇祯改元，子一弱冠，刺血上书者再，痛述公先死于怀宁。怀宁始以城旦，入钦定逆案。时流氛逼上江，安、池诸绅皆流寓南京；怀宁在南京，气焰反炽，子一茕茕就试，传怀宁欲甘心焉。 魏忠节即魏大中，黄忠端即黄尊素，太冲者鼎鼎大名的黄宗羲也。魏、黄皆死于天启四年汪文言之狱；阮大铖与魏大中之结怨，起于吏科部给事中出缺。以年资推论，递补名次，阮在第二，魏在第三。阮大铖得魏忠贤之助，排去第一候补者，坐待升官时，吏部尚书赵南星恶其为人，插手干预，援用例行调任的规定，将阮逐出吏科，于是魏大中意外地得以坐升吏科长官。阮大铖既恨赵，更恨魏。魏大中虽为东林健者，但气度稍狭，以地域为门户，山东、江西两省的京官中，颇多怨家。因而阮大铖得以唆使同恶，指参左光斗、魏大中与汪文言朋比为奸——左为魏忠贤所切齿；汪的官职是“内阁中书”，为东林的智囊，自亦为魏忠贤所欲去而甘心者。阮大铖所以将左、汪拖在里面，目地就是投魏忠贤之所好；只要左、汪成狱，不怕魏大中不“陪斩”。 汪文言之狱，由于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劝告，大事化小，除汪文言廷杖褫职以外，其他一无株连。不久，杨涟击魏忠贤，疏劾大罪二十四；但以首辅叶向高迟疑瞻顾，不敢放手支持；以致魏忠贤的处境得以“转危为安”，而叶向高反不安于位，辞官回闽。 叶向高为东林所倚，为人持正，且多智术，可以笼络群阉，藉为约束。向高既去，韩爌代之为首辅，手段远不如叶。于是阉党大为得势，东林前辈赵庵星、高攀龙先后被逐；接着又逐杨涟、左光斗及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。 又不久，汪文言之狱复起。阉党中有名的刽子手、镇抚司许显纯，交下一纸名单，要汪文言诬供。汪不肯，许显纯便亲自捉笔，写了一份汪文言的“供词”，将东林中人，都牵引在内。而以杨涟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太仆少卿周朝瑞、御史袁化中、陕西副使顾大章六人，为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，被逮下狱，诸毒备尝，惨死狱中。其时为天启五年七月廿六日深夜；狱卒迟数日报“病毙”，以致魏大中的遗骸腐烂不可辨识。六人中唯一未死于镇抚司者，为顾大章，移刑部狱。杨涟等人在狱中如何遭受荼毒，即由顾大章所传述而成信史。 当魏大中由浙江嘉善原籍被逮时，长子字子敬，名学洢，“号恸欲随行”，大中不许，于是学洢： 微服间行，刺探行居。即抵都，逻卒四布，变姓名匿旅舍，昼伏夜出，称贷以完父赃，赃未竟而大中毙，学洢恸几绝。扶榇归，晨夕号泣，遂病；家人以浆进，辄麾去曰：“诏狱中，谁半夜进一浆者？”竟号泣死。（《明史卷二二四．魏大中传》） 此即冒辟疆所谓“魏忠节死忠，长子子敬死孝”。子一为魏大中次子，名学濂，刺血上书，“痛述公兄死于怀宁（阮大铖）”；理所当然。倾人之父，而又不许其子申诉：“以茕茕就试”之孤儿，竟欲得而甘，阮大铖实如近时司法文书习见的用语：“恶性重大！”其为陈贞慧等所深恶痛绝，固亦理所当然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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