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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三

　　至于当时新旧派历法之争，则不仅学术之辨，意气之争，更关乎生死祸福，穷通富贵，其事之严重，以及争斗之烈，远超过后世的想象。只以在学术上康熙亲自主持，且新优于旧，亦成定论；故旧派无法翻案，其争斗过程，遂亦渐渐泯灭；蛛丝马迹，犹可想见彷佛。阮元辑《畴人传》，杨光先传后有论。

　　“论曰：钱少詹大昕曰：‘吾友戴东原尝言：欧罗巴人以重价购《不得已》而焚毁之，盖深恶之也。’光先于步天之学本不甚深，不旋踵而败，宜哉！然《摘谬十论》……则固明于推步所不能废也。元 （阮元自称）所藏《不得已》卷末有杂记数条，不着撰人名氏，中一条云：歙人言，光先南归至山东暴卒，盖为西人毒死。”

　　洋人购杨光先所著《不得已》而毁之，其事不可知。戴东原虽为大儒，于永乐大典中搜得王锡阐、梅文鼎所未及见的算书，能正伪补脱，可知其天算之学的造诣，但戴氏著作中，有《气穴记》一卷、《葬法赘言》四卷，是犹不免将天文地理与堪舆混为一谈。则于历法恶西洋而为杨光先张目，亦无怪其然。至于“西人毒死”杨光先，就情理而言，殊不可能。不过，杨光先一疏，谓选荣亲王葬期错误，用心实嫌恶毒，汤若望被诬既已大白，杨光先陷诸台官于死而竟不抵罪，自为死者家人亲友所不甘，因而采取报复行为，或者有之。

　　以上假设祸由方中通而起，乃因介入新旧历法之争而结怨；或者为人见利忘义而出卖，皆待进一步求证，始可判断此假设有无成立的可能。但方以智被诬的谋反案，必与吴三桂有关。换言之，即助吴三桂谋反，则笔者自信，此一假设，定必不误。

　　吴三桂叛清，事起于康熙十二年冬，但异谋早着；而满清忌吴，则更早始于吴三桂入缅杀永历帝以后。刘健述所著《庭闻录》卷四：

　　“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，诏加吴三桂爵平西亲王。二年，奏缴大将军印。有内大臣谕三桂子额驸应熊曰：‘往日永历在缅，边方多故；故予若父将印，重事权也。今天下大定矣！据之不还何为者？’三桂不得已具疏上之，怏怏不怿。”

　　此为忌吴的明证。康熙自言，亲政后以三事自矢，必欲底成。其一即为撤藩。自鳖拜伏诛，开始积极着手，而以吴三桂为第一目标。

　　按：康熙八年五月诛鳖拜后，六月以米思翰为户部尚书；九年二月以金光祖为广东广西总督，马雄镇为广西巡抚；四年以蔡毓荣为四川湖广总督；七月以王辅臣为陕西提督；十年五月以朱国治为云南巡抚，十一月以明珠为兵部尚书。据此人事调动，可以析出其意义如下：

　　一、康熙自诛鳖拜后，立即开始部署撤藩，而以米思翰调补户部尚书为其起点。

　　二、撤藩的第一目标为吴三桂；亦以吴三桂难制为第一顾虑。康熙九年对西南、西北文武大员的调动，完成了对吴三桂包围的态势。

　　三、康熙十年调朱国治为云南巡抚，为对吴三桂态度强硬的表示。而以明珠为兵部尚书，则是决心用兵了。

　　这三点分析，可从上述诸人的背景、性格求得解释。兹先述米思翰，此人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富察氏，至乾隆年间极贵，米思翰子李荣保，为高宗孝贤纯皇后之父。李荣保子傅恒为大学士；傅恒子福康安“一身被异数十三”，而实为高宗的私生子，笔者别有考证，不赘。《清史稿．米思翰传》：

　　“米思翰……授内务府总管，辅政大臣从假尚方器物，力拒之。圣祖亲政，知其守正，授礼部侍郎；八年擢户部尚书，列议政大臣。是时，各直省岁赋，听有政使存留司库，蠹弊相仍，米思翰疏请通饬各直省，俸饷诸经费所余，悉解部。由是勾稽出纳权，尽属户部。十二年，尚可喜疏请撤藩。吴三桂、耿精忠疏继入，下户兵工部，米思翰与兵部尚书明珠议，三藩并撤。有言吴三桂不可撤者，以两议入奏，米思翰坚持宜并撤，议乃定。”

　　撤藩原为康熙早已默定于心的决策，但当时满清亲贵大臣中或畏三藩势力；或受三藩笼络，反对撤藩者甚多。吴三桂子应熊又尚至为额驸，等于他父亲派在京中的坐探，所以康熙对撤藩之意守持甚密，惟与少数近臣密商，米思翰与明珠皆力赞帝意者。其后米思翰一家之贵，固与此不无关系。明珠贪黩弄权，而康熙曲予优容，在撤藩之先，康熙深思熟虑，早已料定，决不能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轻易；如最后决裂，不能不用兵，则所持者何？自应有一打算，用米思翰为户部尚书，并即展开整理财政的工作，即为筹饷的开始。

　　至于用金光祖、马镇雄、蔡毓荣，或因其熟悉地方，或因其忠诚可靠，或因其才具出众，而目的皆在对付吴三桂。王辅臣之被任为陕西提督，用心更昭然若揭。而康熙之笼络王辅臣，更出常情之外。刘献廷《广阳杂记》有极生动的描写；记王辅臣与吴三桂之侄应期交恶，以三桂袒侄，致使辅臣寒心，以巨金“遍贿朝廷左右暨用事者”，得补为平凉提督，以后的情事云：

　　“报至滇南，平西闻之，如失左右手。叹曰：‘小子费亦不赀矣！家私几何，乃如此胡为耶？’及至辞王；王待之愈厚，执手涕泣曰：‘尔至平凉，无忌老夫！汝家贫，人口众，万里迢迢，何以当此？’遂出帑二万两，以为路费。”

　　吴三桂亦可谓善于补过，输诚之心，惟恐不至。但手段不及康熙，《广阳杂记》记召见王辅臣的情况如此：

　　“上坐内廷以待，望见喜曰：‘有武臣如此，朕复何忧？’自此恩泽频加，赏赉屡及；无日不诏人，语必移时。廷臣骇然，不知其何自也。都下哄传，以为平西有密语，令王入奏……上谓之曰：‘欲留汝于朝，朝夕接见，但平凉边庭重地，非汝不可，其命钦天监择好日以行。’时值岁暮，而定期岁内；上又谓之曰：‘行期近矣！朕不能舍，上天在迩，其陪朕看灯，过而后行。’更命钦天监择吉日于上元之后。居期入辞，温语良久，授以方略，重加赏赐。御座前有蟠龙豹尾枪一对，上指谓辅臣曰：‘此枪先帝遗以付朕者。朕每出必列此枪于马前，以无忘先帝。汝先帝之臣，朕兄帝之子，它物不足珍，其分此一枪以赐汝。汝持此往镇平凉，见此一枪如见朕，朕见此枪如见汝矣！’辅臣拜伏于地，泣不能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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