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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魏忠节即魏大中，黄忠端即黄尊素，太冲者鼎鼎大名的黄宗羲也。魏、黄皆死于天启四年汪文言之狱；阮大铖与魏大中之结怨，起于吏科部给事中出缺。以年资推论，递补名次，阮在第二，魏在第三。阮大铖得魏忠贤之助，排去第一候补者，坐待升官时，吏部尚书赵南星恶其为人，插手干预，援用例行调任的规定，将阮逐出吏科，于是魏大中意外地得以坐升吏科长官。阮大铖既恨赵，更恨魏。魏大中虽为东林健者，但气度稍狭，以地域为门户，山东、江西两省的京官中，颇多怨家。因而阮大铖得以唆使同恶，指参左光斗、魏大中与汪文言朋比为奸——左为魏忠贤所切齿；汪的官职是“内阁中书”，为东林的智囊，自亦为魏忠贤所欲去而甘心者。阮大铖所以将左、汪拖在里面，目地就是投魏忠贤之所好；只要左、汪成狱，不怕魏大中不“陪斩”。 　　汪文言之狱，由于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劝告，大事化小，除汪文言廷杖褫职以外，其它一无株连。不久，杨涟击魏忠贤，疏劾大罪二十四；但以首辅叶向高迟疑瞻顾，不敢放手支持；以致魏忠贤的处境得以“转危为安”，而叶向高反不安于位，辞官回闽。 　　叶向高为东林所倚，为人持正，且多智术，可以笼络群阉，藉为约束。向高既去，韩爌代之为首辅，手段远不如叶。于是阉党大为得势，东林前辈赵庵星、高攀龙先后被逐；接着又逐杨涟、左光斗及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。 　　又不久，汪文言之狱复起。阉党中有名的刽子手、镇抚司许显纯，交下一纸名单，要汪文言诬供。汪不肯，许显纯便亲自捉笔，写了一份汪文言的“供词”，将东林中人，都牵引在内。而以杨涟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太仆少卿周朝瑞、御史袁化中、陕西副使顾大章六人，为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，被逮下狱，诸毒备尝，惨死狱中。其时为天启五年七月廿六日深夜；狱卒迟数日报“病毙”，以致魏大中的遗骸腐烂不可辨识。六人中唯一未死于镇抚司者，为顾大章，移刑部狱。杨涟等人在狱中如何遭受荼毒，即由顾大章所传述而成信史。 　　当魏大中由浙江嘉善原籍被逮时，长子字子敬，名学洢，“号恸欲随行”，大中不许，于是学洢： 　　微服间行，刺探行居。即抵都，逻卒四布，变姓名匿旅舍，昼伏夜出，称贷以完父赃，赃未竟而大中毙，学洢恸几绝。扶榇归，晨夕号泣，遂病；家人以浆进，辄麾去曰：“诏狱中，谁半夜进一浆者？”竟号泣死。 （《明史卷二二四．魏大中传》） 　　此即冒辟疆所谓“魏忠节死忠，长子子敬死孝”。子一为魏大中次子，名学濂，刺血上书，“痛述公兄死于怀宁（阮大铖）”；理所当然。倾人之父，而又不许其子申诉：“以茕茕就试”之孤儿，竟欲得而甘，阮大铖实如近时司法文书习见的用语：“恶性重大！”其为陈贞慧等所深恶痛绝，固亦理所当然。 　　按：崇祯二年“定逆案”，凡阉党分为七等，阮大铖工于心计，当奔走魏阉之门时，心知其不足久恃，辄私赂门者，取还名刺；因而交往的证据不着，得列为第五等，“论徒三年输赎为民”。所谓“城旦”，乃“旦起治城”，即服劳役，为四岁刑；此则概括指其曾受徒刑。终崇祯之世，阮大铖废斥不用；但其居心行事，无疑地为国家的祸根隐患，因而乃有崇祯十一年戊寅，为复社名士群起而攻的一重公案。 　　于是而有“留都防乱公揭”之宣布。陈贞慧曾为文志其始末；缘起如此： 　　崇祯戊寅，吴次尾有“留都防乱”一揭，公讨阮大铖。大铖以党崔、魏案论城旦，罪暴于天下；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，南中当事多与游，实上下其手，阴持其恫喝焉。次尾愤其附逆也，而呜驺坐舆，偃蹇如故；士大夫缒绻，争寄腹心，良心道丧。一日言于顾子方，子方曰：“杲也不惜斧锧，为南都除此大憝。”两人先后过余，言所以。余曰：“铖罪无籍。士大夫与交通者，虽未尽不肖，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，使一点破，如赘瘫粪溷，争思决之为快，未必于人心无补。”次尾灯下随削一稿，子方毅然首倡；卧子亟叹此举为仁者之勇。 　　于此可知，“留都防乱公揭”内容的设计，出于陈贞慧。吴次尾名应箕，安徽贵池人，虽是一名秀才，而“罗九经，二十一史于胸中，洞悉古今兴亡顺逆之路。名虽不登朝籍，而人材之邪正，国事之得失，了如指掌。”（朱竹垞《静志居诗话》 ）。南明覆后，吴应箕起义兵抗清，被难。顾子方名杲，东林创始者顾宪成的孙子。卧子指陈子龙，青浦人；前一年方中进士，其时丁忧居乡，往来南都，见此举而赞叹为“仁者之勇”，可以想见此一公揭的分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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