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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七

　　山县的这一套手法，使得日本社会，大起反感，认为军阀的横暴作风，非加以抑止不可。于是立宪国民党的犬养毅与政友会的尾崎行雄，发起护宪运动，提出“打倒阀族，拥护宪政”的口号，结果演变成一场暴动。

　　为山县所支持，从西园寺组阁的桂太郎，因此辞职。但长州阀的势力虽遭挫折，受益的却是一向与长州对立的萨摩阀。元老们推荐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组阁。不久爆发了海军贪污事件，山本垮台，由大隈重信接任首相，总算有了一个名义上的政党内阁。

　　大隈内阁，声名狼藉。继袁世凯魂归洹上以后，大隈亦于十月九口在元老、贵族院、在野党一致攻击之下而垮台。继任者为寺内正毅元帅。长州阀的势力，终于又抬头了。

　　寺内内阁的陆相大岛健一，不甚管事。军事方面由致力于“在乡军人会”、在陆海军皆具人望的参谋总长田中义一负主要责任。梁士诒跟他是旧识，他亦知道梁士诒在中国交通界，是实际上的首脑，在日本当前对华政策中，为必须拉拢的人物，所以在“料亭”中，偎倚着艺妓，与梁士诒款款深谈，显得相当诚恳。

　　原来由大隈到寺内，对华政策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，一方面固然是接受了“二十一条”的教训，看中国民气不可侮；另一方面，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是，俄国内部发生剧烈变化，沙皇既被推翻，日俄四次密约，便都落空了。

　　日俄战争的结果，俄国虽败而“不割一寸地，不赔一卢布”，日本实在是“惨胜”。因而改弦易辙，与俄国“化敌为友”。在一九〇七——光绪三十三年，订立《日俄密约》，划定南北满界线，瓜分中国东北的权利，合力排斥第三者侵入。以后在一九一〇、一九一二年有第二次、第三次的密约，双方伸展势力范围至内外蒙边界，划分内蒙古为东西两部分，各不侵犯。到得袁世凯承认“二十一条”，复有第四次密约。但不久爆发俄国革命，不但这一次密约成为废纸，以前的三次密约，亦将失其法律上的效力。

　　如果是改朝换代，新政府当然继续承认国际条约上的义务。但日本军部接到驻俄武官荒木贞夫、小畑敏四郎等人的报告，懔然于“布尔什维克”与日本的国体，决不能兼容，必须加紧防备。因此，对俄政策作了日俄战争以来第二次的大转变：军部希望能利用中国的军队，联合防俄。

　　这样，就必须在中国军阀中找一个对象，加以扶植。田中在复辟之前，曾作了一次中国大陆南北的旅行，初步目标看中张勋，及至到了徐州一谈，大失所望，张勋根本不能办大事，而且也难以控制。于是目标转向段祺瑞，“马厂起义”，段祺瑞的声望益隆，更坚定了日本军部的信心。

　　田中很坦率地表示，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，因为段祺瑞越强，对日本越有用。当然段祺瑞必须跟日本“充分合作”，是他取得经济、军事上“援助”的一个先决条件。

　　此外，田中对冯段不和，也表示了严重的关切。这些情形，都由梁士诒用密电告知叶誉虎，再经过徐树铮，转达段祺瑞，促成了对西南用兵的实际行动。

　　第一个目标是湖南，分两路进兵，第一路推曹锟为主帅，率军由京汉路南下，经湖北进攻湘北。第二路推张怀芝为主帅，率军由津浦路南下，经江西进攻湖东。两路兵力，总计六万人；奉军独出两万，直隶、山东、安徽各一万；山西、陕西都是五千。开拔以前，由曹锟领衔电请北京政府明令讨伐西南。

　　这时北洋在无形中已经“分家”，以地域而分为直皖两系，直系冯国璋，皖系段祺瑞。论势力当然是皖系占上风，所以徐树铮密谋打倒冯国璋，创造一个中外古今所未闻的新名词，叫做“整理政府”。

　　整理之道，内则倒王，外则去李。因为大总统是无法公然驱逐的，否则便成了造反，不是“革命”二字所能掩饰的。所以唯有“架空”之一法，外而除去江苏督军李纯，内而推倒总理王士珍，冯国璋便只剩“大总统”一个虚名了。

　　去李必从倒王入手。倒王不难，问题是哪里去找一个能教冯国璋动弹不得的内阁总理？数来数去，除却徐世昌再无别人。

　　于是“小徐”打算说服“老徐”，暂且委屈，将来捧他继冯而为大总统，作为报答。这个想法，多少是一厢情愿，徐世昌岂是除了袁世凯，肯屈居人下的人？但冯国璋却有些着慌了，赶紧对段祺瑞作了让步。

　　因此十二月十六日，明令发表曹锟、张怀芝为第一、二路司令。隔了两天，又特派段祺瑞为“督办参战事务”。曹锟派第三师师长吴佩孚，张怀芝派山东暂编第一师师长施从滨，分别领兵循京汉、津浦两路，南下攻湘。

　　其时冯国璋的密使，正与西南实力派在谈和，所以战况一度沉寂。但终因冯国璋的游移寡断，失去了妥协的时机，战火复起。皖系亦就大唱武力统一的高调，表示决不妥协。冯国璋和战两难，进退失据，大感狼狈，迫不得已亲自去看徐世昌，事先并且约了段祺瑞、王士珍一起会谈，表示要到各省去视察，当面跟直系各督军恳谈，以便消除隔阂。

　　王士珍自然不会表示意见，徐世昌与段祺瑞都知道，他的目的是要跟“长江三督”，尤其是李纯去商量如何自保，所以亦都默不作声。于是聊了些不相干的闲话，一场无结果而散。

　　在段祺瑞这方面，由于徐树铮的策略，另外有了新的行动，就是加紧联络奉军，由段系要角曾云霈出面，与张作霖的智囊杨宇霆密谈，决定扣留由日本运来的一批军械，主要的是步枪，总数达两万七千余枝之多。

　　原来除了曹汝霖经手的西原借款以外，段祺瑞在徐树铮策划之下，另外指派陆军总长段芝贵，与驻日公使章宗祥，在进行军火借款，同时谈判签订《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议》。

　　对于这个协议，双方的目的不同。日本是为了对付“十月革命”以后的俄国——协约国既不满俄国与德国单独讲和，亦讨厌列宁所倡导的“世界革命政策”，因此借口援救为德奥联军所包围的捷克军队，预备出兵西伯利亚，替日本军部带来了一个极好的借口。

　　日本的打算是，出兵攻俄有两大利益，一是代替俄国在北满的地位；二是占领西伯利亚大片土地。但此一战略利益的获得，必须取得中国的支持。更实际的说法是，必先能够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。如果能够签订一项军事条约，将与苏俄接壤的地区，划作“行军区域”，就地征集资源，供应日军，同时指挥中国军队，配合作战，那就比明治年间的日俄战争，更有致胜的把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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