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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五

到得七月六日，战斗序列亦编成了，段芝贵、曹锟分任东西两路总司令，段祺瑞自领中路，以第八师为主力，李长泰兼前敌总指挥。第十六混成旅配属东路，冯玉祥被加委为第一梯队司令。 　　其时上海则有中山先生与海军总长程璧光，西南则有陆荣廷、岑春煊，江浙则有冯国璋、杨善德，纷纷通电讨逆。同时冯国璋在南京就代理大总统职务，段祺瑞亦接受委任复职，在天津设立国务院办公处。军事与政治两方面的声势，足使张勋胆寒。 　　到得这时候，张勋才知道包办复辟犹如一个人独享一桌盛筵，再好的胃口也是消受不了的，甚至首席也不是他应该坐的。想来想去，唯有请一个人出山，才有维持这个局面的希望，这个人就是徐世昌。 　　事实上载沣、陈宝琛、世续早都持此一看法，所以张勋上殿一奏，立即获准，但下上谕、派人迎接都嫌不够力量，决定由世续亲自打电话给徐世昌，极力劝驾。 　　而就在这一天，东西两路都已发动攻势。守万庄的辫子兵，溃不成军，逃回北京，而驻通州的第四混成旅张锡元，驻南苑的陈光远部队，亦早都与段祺瑞、冯玉祥有了联络。因此，不过一天的工夫，十六混成旅宋哲元部及第八师王汝勤，已经占领以种花出名的丰台，直逼京城西南角了。 　　见此光景，张勋已知必败，唯一的打算是，不至于一败涂地。因此，一面奏请开去内阁议政大臣，及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各差缺，一面陈兵天安门、景山、东华门、西华门及他私宅所在的南河沿，摆出不惜玉石俱焚的姿态。 　　这一来宫里慌了手脚，背着张勋商量，由康有为、梁敦彦去见日本公使林权助，请他出面向段祺瑞关说，不必苦苦相逼。林权助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婉言谢绝。 　　于是仍旧只有寄望于徐世昌，但已不是来请他“辅政”，而是请他来收拾残局，尤其希望清室能继续享受优待条件。 　　这在徐世昌是“义不容辞”的事，但他只愿为清室“竭力维持”，对张勋一无愿作援手的表示。这就逼得张勋不能不预备掀底牌了。 　　七月八日那天，他发了一个通电，首言“复辟一举，声应气求，吾道不孤，凡我同袍各省，多预其谋：东海、河间，尤深赞许，信使往返，俱有可证。前者各省督军，聚议徐州，复经商及，列诸计划之一。”将徐世昌、冯国璋两人亦牵扯在内，自以为得计，其实是失着。 　　因为这一来，徐世昌，特别是已经宣布代理大总统的冯国璋，想帮张勋的忙也帮不上了，不然便有同谋袒护之嫌。因此，冯国璋在发布了褫去张勋长江巡阅使、安徽督军的职务，特任倪嗣冲兼署安徽督军的命令以后，进一步绝了张勋的归路，下令将张勋未经随同入京的部队，改归倪嗣冲节制。 　　张勋却还在做全师撤回徐州的打算，他在通电中说：“本日请旨，以徐太傅辅政，组织完全内阁，召集国会，议定宪法，以符实行立宪之旨。仔肩既卸，负责有人，当即面陈辞职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，所有一切阁务，统交王聘老暂行经营，一俟诸事解决之后，即行率队回徐。” 　　“王聘老”——王士珍却真有左右为难之苦，他本不赞成复辟，但既为张勋拖下水，当了“议政大臣”，不能不为“皇上”分忧。事实上七名“议政大臣”中，亦只有他跟陈宝琛在身分、地位上够资格与各方周旋。当然，他既不能唱反调，就不能不循从陈宝琛的意见。而陈宝琛因为力赞复辟，当然要图最后挽救之计，与张勋、王士珍商量，寄最后希望于张作霖，拟了一道上谕，授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，同时命他“火速带兵进关勤王”。 　　仿照以前军机处的规制，“议政大臣”在“承旨”以后，本可用钤以军机处银印的“廷寄”，将上谕转知张作霖，但第一，“内阁议政大臣”的印信，尚未铸就；第二、直接颁赐上谕，显得体制隆重。所以陈宝琛用他那笔欧骨颜肉、峻整非凡的书法，亲自写了上谕，让宣统看过，到得要用宝时，发生了问题。 　　藏着坤宁宫的御玺，一共有二十余枚，各有各的用处。像这些上谕，要用“法天立道之宝”。但印盒的钥匙在“北府”，派人去取，不免费时。一向言行无不中规中矩的陈宝琛，当机立断，表现了“非凡”的果敢。 　　“把印盒的锁头砸开就是！” 　　于是砸开印盒用了宝，派御前侍卫张海鹏，星夜赍赴奉天“传旨”。哪知他一出城就让陈光远的部队逮住了，当然也搜出了那道命张作霖进关勤王的“密诏”。 　　“怎么？”陈光远在问知经过以后说，“到现在陈师傅还不肯认输？” 　　“不是陈师傅不肯认输。”张海鹏为陈宝琛辩护，“是宫里的那些太妃，还不舍得罢手。” 　　“那好办！吓唬吓唬那些老太太就是了。” 　　用什么方法去“吓唬”？众议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最后有人提议：“南苑不是有飞机？派飞机去扔炸弹，来个‘祸从天上来’，保险把那些老太太吓个半死！” 　　此计大妙！陈光远决定照办。 　　于是通知南苑飞行学校，派来一个姓敖的教官。陈光远问他：“能不能派飞机出去扔炸弹？” 　　“可以。”敖教官说，“不过只有小炸弹，而且扔了也不一定爆炸。” 　　“能不能把房上的瓦砸碎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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