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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六

“我明白。”世续又问，“据张绍轩说，徐州会议，十三省督军都签了名，赞成复辟。这话不知道是真是假？” 　　“我也听见这话。不过，”徐世昌略微沉吟了一下，喊着世续的别号，低声说道：“伯轩，我跟你老实说吧，绍轩人缘也不见得怎么好。北洋一系的人，未见得个个听他的。” 　　“督军团”中，自以北洋为重镇，北洋军人不听张勋的话，听谁的呢？言外之意，非常明白，徐世昌是暗示唯有他才是北洋的领袖。 　　“是啊！”世续心里雪亮，“像这一次黎、段之争，若非大哥进京，谁也调停不下来。” 　　徐世昌矜持地微笑着，送走世续，随即派人打听，知道田中义一已由徐州到了北京，即将正在天津闲住的曹汝霖约了来，把世续来访的经过，都告诉了他，拜托他一件事，请他进京去看田中义一，当面问一问，他是不是跟张勋说过那些话。 　　“润田，”他说，“张绍轩言大而夸，我实在不大相信。不过，日本方面的态度，确是很要紧。我想请你费心，跟田中好好谈一谈。不光是他对张绍轩的态度，还要知道他对这件事的态度。” 　　曹汝霖点点头，默喻于心，所谓“这件事”是指复辟，这与对张勋的是否支持，应该是两回事。徐世昌认为必须基本上日本赞成复辟，方有可为。至于对张勋的态度，亦可分两方面来说：一方面是对张勋个人的支持，不论他干什么，都愿意加以援助；一方面是因为张勋搞复辟始予以支持，这当然也是不同的。 　　于是曹汝霖悄悄进京，一下车便到日本公使馆，告诉专门负责接待中国重要访客的书记官山本。他想要见面的，不是公使，而是田中参谋次官。 　　“田中次官，恰好出去了。”山本问说，“曹先生要不要看公使？” 　　曹汝霖因为不明了田中与张勋的谈话，是否已告诉了他们的公使林权助，见了面既不便贸然探问；而林权助问起来意，亦很难回答，因而起身说道：“不必麻烦林公使了，我先回舍间。等田中次官回馆，请他给我一个电话。” 　　说完，留下一张名片，扬长而去。哪知刚要上汽车，山本追了出来，说林权助请曹汝霖暂且留步。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谈。 　　于是曹汝霖去而复回，在公使办公室刚刚坐定，林权助便开门见山地问道：“曹先生是不是为了田中次官与徐州张将军的事而来的？” 　　既然林权助已经猜到，也就不必再瞒。曹汝霖答一声：“正是！我是受徐老先生的委托，想来了解此事的究竟。” 　　“田中次官现在赴约去了。我以公使资格代表他答复，请你转告徐老先生，日本决不赞成张将军复辟。外间有田中次官在徐州跟张将军会晤，支持他复辟的谣言。田中次官怕引起误会，今天已派小村通译官，专程到徐州，向张将军说明，澄清谣言。曹先生不妨就拿我这番话，回复徐老先生。” 　　林权助说这些话时，神态非常严肃。曹汝霖是跟他们打惯了交道的，察言观色，看出了底蕴。田中跟张勋之间，必有文章。但林权助站在日本政府立场，怕田中与张勋私人间的协议，会引起外交纠纷，特别是怕英国提出质问，所以派小村通译官到徐州去解释“误会”。 　　当下不再多说，告辞而归。由于这不是很紧急的事，曹汝霖决定在北京陪陪白发双亲，多住几天，再回天津去向徐世昌复命。不道有天傍晚，段祺瑞的副官打电话给曹汝霖，说“总理请曹‘总长’过来谈谈。” 　　“你怎么把张绍轩给得罪了！此人不可理喻，润田兄，请你不可大人意。” 　　看段祺瑞是相当诚恳的警告，曹汝霖大为诧异。“我跟张绍轩河水不犯井水，”他说，“我无缘无故得罪他干什么？” 　　“你没有在林权助那里说他什么？” 　　“没有啊！我是东海派我去问田中——”曹汝霖将日本使馆之行的经过，据实告诉了段祺瑞。 　　“原来张绍轩误会了！” 　　段祺瑞说，他接到的报告是：张勋在接见了小村通译官以后，对人表示：“田中明明赞成复辟，曹润田竟到林权助那里去捣鬼，想破坏我的大计。这小子可恶极了，我非揍他不可！” 　　“这不是冤哉枉也的事！”曹汝霖说，“总理既然已经了解真相，请替我解释。” 　　“张绍轩的事很难办，尤其是复辟这件事，我更不便有所表示。反正是菊老托你的，他应该替你化解。至于张绍轩动武，我想还不至于，有我在这里，他也不敢放肆。就怕他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你来个难堪，那倒不可不防。” 　　“这倒没有关系。反正我跟他见面的机会，微而又微。”曹汝霖预备告辞了，“多承总理关照，谢谢，谢谢！” 　　“小事，小事！润田兄，我留你便饭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要跟你好好讨教。” 　　偌大饭厅中，只得宾主二人。段祺瑞自奉颇为俭约，而且念经吃素，款客是一个火腿炖肥鸡的一品锅。宾主二人，荤素各适，边饮边谈，很快地谈到了段祺瑞的“重要问题”。 　　“润田兄，你看参战问题，有什么意见？” 　　所谓“参战问题”，是指中国参加欧战。段祺瑞对此事非常热心，因为欧战发生，已经三年，德国的败象毕露，及时参加协约国方面，对德宣战，将来可以参加和会，分享胜利果实。但反对的亦很多，黎元洪即不赞成，主张严守中立。外交总长伍廷芳，则是折衷派，主张对德绝交，不主张参战。国会议员，对此事亦是意见分歧，而且还夹杂着意气，将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了。 　　为了研究参战的利害得失，段祺瑞还特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，专司其事，由在袁世凯快垮台时辞职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担任会长，曹汝霖亦是委员之一。在这个委员会中，大都是赞成参战的，而且还作成了一份《议决书》，提供政府参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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