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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当巴布扎布出动的消息传入溥仪读书的毓庆宫时，师傅们一个个面有喜色，但很快地，脸色又都阴沉了。在徐州也是一样，张勋跟倪嗣冲函电交驰，预备起兵接应，到得“郑家屯事件”发生，真相毕露，知道木泽来谈的计划，已化为泡影。 　　接着，段祺瑞的亲信、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，秘密南下来看张勋，见面第一句话是：“巴布扎布完了。绍轩，你还不召集第二次会议吗？” 　　张勋不知道他这话是何用意，便先试探着问：“芝老是怎么个意思？” 　　“你问的是哪方面？” 　　“自然是复辟。” 　　“这一点，芝老也是清室旧臣，没有不赞成的道理。不过复辟先要把障碍扫除，似乎为时尚早。” 　　“你说的障碍是什么？民党？” 　　“民党还不是最大的障碍，最大的障碍是民主。有了民主，自然不要君主，若要君主，首先要打倒民主。此是不易之理。” 　　最后两句话将张勋搞胡涂了，君主只有一个：当今的宣统皇帝。民主则“四万万同胞”都是主人，如何去打倒？ 　　“又铮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民主在哪里？怎么去打倒？” 　　“民主在国会——” 　　“我懂了！”张勋恍然大悟，“民主在国会，打倒国会议员，就是打倒民主！” 　　徐树铮之极力煽动张勋反对国会，当然是因为国会与段系发生了权力冲突的缘故。本来袁死黎继所引起的新旧约法之争，而终于由段祺瑞让步，同意恢复中山先生所全力维护的民元约法，虽说由于林长民、张国淦这些旧进步党人的调停，而主要的关键，还在旧约法对段系有利，因为由袁世凯授意而订的民三新约法，权力集中于大总统，是独裁制；而旧约法为责任内阁制。如果段祺瑞坚持新约法，变成自我削权，岂非傻事？ 　　但旧约法名为责任内阁制，实际上三权分立、相互制衡，也就是由总统、内阁、国会分享政权。徐树铮当然懂这个道理，却不愿承认，用“责任内阁制”这个借口，独断独行，因而引起府院不和。 　　不和的原因，亦不尽由于权力之争，还有意气在内。徐树铮恃才傲物，以至于无礼。段祺瑞是很少去见黎元洪的，只见徐树铮的汽车，经常出入公府，但不是徐树铮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身分，代表段祺瑞向黎元洪报告政务，而是抱着一堆公文，请大总统去用印。 　　“怎么派这个人去当省长？”黎元洪有时候会问这么一声。 　　徐树铮冷冷地答一句：“阁议通过的。” 　　如果问的是：“这道命令是怎么个来龙去脉？” 　　徐树铮常是不耐烦地说：“大总统别多问了！只管用印就是。” 　　“黎菩萨”到底不是泥菩萨，像这样的态度，也会觉得愤懑难平。公府秘书长张国淦自觉“护主无方”，坚决求去。继任的是旧进步党改投国民党，属于“韬园系”的丁世峄。 　　此人性情刚正。徐树铮算是遇见对头了。到职未几，他便拟就一个《府院办事手续》草案，提交阁议。前面理由部分，不客气地指斥段祺瑞与徐树铮，说“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，会议以后无报告，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，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。国务总理恒匝月不一晤总统，惟见有秘书长传达于其间，有所询，则以‘事经阁议’、‘内阁负责’为对抗，大总统无见无闻，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。” 　　在草案中，规定总统可以出席发表意见，但不参加表决。对于用人，总统不同意可以拒绝用印。阁员应随时向总统面商要政。开国务会议，事前应呈议程，事后应送记录。段祺瑞觉得这个草案，如交阁议，等于自掴其颊；不交阁议，径自承认，却又于心不甘。于是由袁世凯一脉心传的“政治病”发作了，请假不视事，专车回天津去观变。 　　这一着吓不倒黎元洪，更吓不倒丁世峄。既谓之责任内阁，政务废弛，责任即在国务总理，而况按照约法规定，总统有权指定阁员摄阁。因此只有出诸于调停之一途，由徐世昌、王士珍分头疏导，最后达成一个折衷的协议。丁世峄为黎元洪争回了不少权力。 　　一波方平，一波又起。这回是内阁内讧，两对手方一个是内务总长孙洪伊；另一个不消说得，是专擅跋扈、不畏清议的徐树铮。 　　事起于四粤的护国军李烈钧部，与代理广东督军龙济光的队伍，为了防区发生冲突。段祺瑞下令两军停战，并在国务会议中提出讨论。 　　哪知阁议中有发言权的阁员尚无表示，没有发言权的徐秘书长却一马当先，主张电令福建、广东、湖南、江西四省出兵，围剿李烈钧的部队。内务总长孙洪伊立即提出相反的意见，认为以调解为宜。大家都赞成他的办法，围剿之议根本不成立。 　　哪知徐树铮居然自作主张，发了围剿李部的命令。不多几天，争端平息，李烈钧将他所统率的滇军，交给师长张开儒、方声涛，只身离粤。而四省接到围剿的命令，要求发枪、发饷的覆电，也到了国务院。孙洪伊很不客气地指责徐树铮：“简直荒唐！”两人就此结下了“梁子”。 　　其时国会正在开议，通过了一个查办福建省长胡瑞霖的议案，咨请国务院照案执行。这是内务部的职权，如何处理，以及如何答复国会，孙洪伊责有攸归。不道徐树铮老毛病发作，擅自作了处理。孙洪伊大为恼怒，写了封信给段祺瑞，“摔纱帽”不干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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