假官真做(47)_高阳

四七

　　元狩、元鼎年间的财经改革，首先要从币制谈起。文帝时代的“法币”是四铢钱，景帝一仍其旧。但吴国乱平，又抄了邓通的家，两大“私人造币厂”消灭以后，下令严禁私铸，而私铸之风不灭。武帝即位，废四铣钱，行三铢钱，更助长了私铸之风，因为钱轻了，私铸更方便。

　　私铸以外，还有郡国所自铸的钱。在文、景时代，以安静为本，郡县政务清闲，预算亦小，大致田赋的少量附加以及杂税收入，便可支应岁出。武帝时征发频繁，大事兴作、兼之水旱灾荒，处处需款，地方预算逐年膨胀，而田赋、丁税为国家正用，不敢截留，于是只好在钱上打主意。哪里有铜山，便在哪里开采，就地鼓铸。中国的矿产中，铜的资源开发得最彻底。试看晚出的两部地理书，“读史方舆纪要”和“嘉庆重修一统志”，内中“铜山”一词，不计其数，而明清两朝铸钱所用的铜，皆仰给于云南。此外比较有名的铜矿，不过四川彭县、贵州大定等少数地区。凡黄河、长江两流域所经各地，都只有“铜山”之名，而无铜矿之实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　　武帝初年，吴、邓两大“造币厂”虽不存在，郡国中却有无数小造币厂兴起。在理论上铜山属于“少府”，为皇帝私人的财产，但资源不加开发，等于货弃于地，则郡县为了筹措政费而加以利用，亦不算非法。不过这一来，势必造成恶性通货膨胀，而其结果则“钱益多而轻，物益少而贵”。当时政府的对策，只是不断更换“法钱”的制式，三铢钱行了不久，又换为四铢，但不称四铢称“半两”。半两钱通行了十几年，改用五铢钱。这样改来改去，铜的本质仍在，回炉重铸，依然有那么多钱，四铢钱改为五铢钱，即等于五个钱变成四个铢，通货收缩的幅度为五分之一，实在无济于事。武帝简直是掉在铜钱的迷魂阵里，一筹莫展。

　　那时武帝最信任的一个大臣，就是前面提到过的，中国法制史上的名人张汤。张汤有司法天才，未成人时就会“治狱”。被告是一头老鼠——老鼠偷肉，张汤的父亲当是他偷嘴，他被打了一顿，心中不服气，掘开壁洞，“人赃俱获”，他照对付盗犯的办法，先把老鼠吊起来打，然后起诉、判决，执行死刑，再连同“贼赃”，一起呈报。所谓“劾一也，爱书二也，论报三也。三事具而狱成”，不独司法程序上有条不紊，而且所作的判决书，“文辞如老狱吏”，张汤的父亲“大惊”，便训练他成为一个法官。他最早在长安附近当地方官，以后得丞相田汾的提拔，当到侍御史。陈皇后与楚服的那件“巫蛊”案，就是他的承办，因为办得彻底，颇得武帝的赏识，迁太中大夫，与张禹共造律令。不久，升调为“廷尉”，掌管全国司法。淮南王、衡山王、江都王造反的大狱，都在他任内，追根到底，毫不放松。到了元狩二年拜为御史大夫，好比以司法行政部长升为行政院副院长，所管的事便多了。“告缗”令就是他的杰作，改革币制也是他的建议。

　　那时上林的白鹿，繁殖得很多，国库中又有许多银和锡，张汤的改革币制，便在这几样东西上打主意。他把“孟子”上的“事之以皮币”的皮与币，当作”皮制的币”来解释，说：“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”，因而倡议发行“皮币”，用上林的白鹿皮来制造，一尺见方，边缘用丝绣装饰。这所谓“皮币”，实际上是一个很漂亮的皮口袋。

　　这个称为“皮币”的皮袋，价值四十万钱，用来盛放青玉——“苍壁”。规定在郡国的王侯宗室，按期到长安来朝觐天子，或者奉召参与什么庆贸祭的集会，一定先要呈献一方用皮币盛放的青玉，然后才可以动身。这就是说：“皮币荐壁”成了王侯宗室专用的入境证，而取得此入境证的规费为四十万钱，外加青玉一方。

　　其次是制造白色金属的硬币。张汤知道武帝渊博好古，所以制造这种硬币，也找了理论上的根据，说“古者金有三等，黄金为上，白金为中，赤金为下”，这三种不同颜色的金属，就是金、银、铜。所以用“银锡白金”所造的币，价值应该高于铜钱。白金币三品，这也有个说法，用“易经”及“礼记”的话，纂成三句。“天用莫如龙，地用莫如马，人用莫如龟”，制成圆形的龙币，重八两，值三千钱。方形的马币，重量稍减，值五百钱。椭圆形的龟币，重量再减，值三百钱。

　　张汤是以法家的观点来处理财政问题，用强有力的行政力量，来代替经济学上的原理。除了皮币为对诸侯的一种变相的征税，对于通货回笼，稍有帮助以外，至于高面额白金币的发行，对原来已经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，更是火上加油。币信不立，“民弗宝用”，不管用什么行政上的压力，老百姓就是不肯用。万般无奈，祗好废止。不久，张汤得罪自杀。史纪“平准书”及汉书“食货志”都说：“张汤死而民不思”。清末王先谦作“汉书．补注”说这是司马迁和班固的“曲笔”。张汤欺上罔下，怨声载道，老百姓恨之入骨，岂仅“不思”而已？只以张汤的子孙，在两汉颇居高位，门第贵盛，下笔不能不稍微客气些。这一看法，十分正确。

　　张汤当御史大夫的那六七年，权倾一时，一早上朝，与武帝讨论财政问题，常到天黑，天子为之忘食。丞相李蔡和严青翟，只是摆摆样子。主管财政的大农令颜异，则以对皮币问题，略表不满，竟致因张汤的陷害而被诛——用皮币之初，颜异向武帝陈奏、说一方苍壁才数千钱，而“荐壁”的皮币值四十万，此是“本末不相称”。话是不错，但稍嫌迂腐，武帝就很不高兴。张汤原与颜异不和，此时见天子对他印象不好，于是叫人密告他反对改革币制的诏令；武帝命张汤查办。所谓反对的事实是如此：有人跟颜异说，新颁币制的诏令，颇有窒碍难行之处。颜异不作声，但嘴唇动了一下，似乎有话不便说。张汤就替他定了一款罪名，叫做“腹非”。说他身为大农令，如诏令有窒碍，应该上奏天子，不奏天子而心里反对，当论死！颜异就死在这欲加之罪的“腹非”上。张汤的为人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　　但是，张汤至少做对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培植了一些专家来从事财经的改革。这些专家都是商人，一个姓东郭名咸阳，是山东的大盐商；一个叫孔仅，河南人，是卓王孙的同行，以冶铁起家；另外一个就是桑弘羊，他是洛阳富商的儿子，十三岁就在武帝身边当侍中，这个郎官，是花钱买来的。

　　东郭咸阳与孔仅，是由当时颇带些快气，最喜引进人才的大臣郑当时，保荐到朝廷去的。在张汤掌权的时期，这两个人的官位是“大农丞”，用现代的官制来比照，等于财政部次长，孔仅的地位又要高些，那就是政务次长了。

　　其时的“财政部长”——大农令，就是颜异。他即与张汤的政见不同，则张汤关于此方面的改革，可以想象得到，是越过了颜异，与此两丞取得了直接的联系。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到，张汤的改革计划，大部分出于这两个人的建议。只是纯经济观点的草案，到了张汤那里，用法的观点作了修正，结果变成外行领导内行，以致流弊百出。

　　除了东郭咸阳和孔仅以外，另一个在张汤时期对当时的财政改革发生了大作用的，是桑弘羊。以”工于心计”的商人子弟而为天子近臣，桑弘羊在那时的地位，就好比白宫的经济顾问一样，武帝在财经问题上要作决定以前，一定会先征询他的意见。事实上，在东郭咸阳和孔仅拟订草案时，他就参与了工作的。正史上记载，他们三个人常在一起讨论财经问题，分析利害，细入毫芒，此是明证。大致关于元狩、元鼎之间的财经改革，其作业程序是。由武帝提出要求及原则性的指示，张汤据以制订政策，交由“三人小组”拟成具体计划。再由张汤作初步审核后，奏可施行。而在某种情况上面，桑弘羊与张汤处于同等的地位，以其同样能直接影响武帝的意向。

　　在这个作业程序之下，元狩、元鼎年间所从事的财经改革，大要有三：币制的整理、盐铁国有化、均输制度。“告绢”令则是杨可所设计，杜周所主办，而为张汤所全力支持。这是由商人过份重视个人利害所激起的，矫枉忒过其正的恶政，正是宣帝所谓“杂王霸道以治”中的霸道部分，不足为法。

　　但就是上列的三项改革，由于张汤在财经方面是外行，而且临之以威，恃之以法，拿政治的力量来否定经济学上的诸般因素。所以弊随利生，效验不如预期。一直要到元鼎二年张汤自杀，孔仅为大农令，桑弘羊做他的副手，才进入了财经改革的正途。

　　先说币制。自皮币即废，白金币又“民弗宝用”，依然只有回过头来，从铜钱上想办法。桑弘羊的第一步计划是，发行一种新通货与旧通货并行，而赋新通货以独特的地位，藉以摆脱旧通货的牵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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