假官真做(44)_高阳

四四

　　有此一番经过，司马相如原以为可以安然无事。哪知又有人密告他贪污，说他出使西夷时，受了对方的贿赂。这自然是诬告。西夷愿意内附，原在贪图赏赐，哪有财物行贿？而司马相如又唯恐西夷不内附，有求于人，只当行贿，不宜受贿。况且他正从岳家分得一大笔财产，何必又受西夷之贿？凡此皆是情理上说不通的事。

　　可能仍旧是吃了他口吃的亏，对此事竟无法辩白，也可能他因为立功万里而横遭打击，心灰意懒，不作辩白。总之，在这件案子上，他得到免职的处分。

　　闲住了一年多，武帝又想起了他，复召为郎——那是他第三次做这个官，但看破仕途，官兴已大不如前。同时也因为生了消渴疾——糖尿病，不耐劳苦，常请病假。好在文君有钱，生活优裕，不妨在家饮酒作文，享他的清福。偶而武帝巡幸离宫别苑，也召他侍从。一次在陕西盩厔县东南的长杨宫，因为武帝喜欢亲自猎射熊与野猪之类的野兽，容易发生意外，特地作赋谏劝。他的几篇有名的赋，几乎都为武帝而作，其中有一篇例外，那就是“长门赋”。

　　汉武帝的第一个皇后，是他的表姊妹，馆陶长公主的女儿。馆陶长公主尚堂邑侯陈午，生女小名“阿娇”。当武帝已被封为胶东王，大约五、六岁时，馆陶长公主携女入宫，探望胶东王的生母王夫人，把她的那个早慧的内侄抱在膝上，戏谑地问他将来愿意娶什么人作妻子。指这个，他不要，指那个，他不要，最后指着她的女儿问：“阿娇好否？”

　　胶东王笑着道：“好”，说是“若得阿娇作妇，当作金屋以贮”。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“金屋藏娇”的典故。但这一番戏谑，竟致改变了历史，因为弄假成真，馆陶长公主真个向景帝提议，中表联姻。景帝最听他姊姊的话，欣然同意，立阿娇为胶东王的妃子。

　　于是一个希望儿子做皇帝，一个希望女儿做皇后，王夫人和馆陶长公主在共同的利益之下，携手合作，展开了排挤太子及其生母栗姬的密谋。偏偏栗姬善妒，这个弱点被馆陶长公主用各种方式来强调，加以还有窦太后的左右，景帝终于在即位后的第七年，把太子刘荣废为临江王，栗姬忧愤而死。

　　废太子刘荣是老大，景帝再立太子，越次以第九子，七岁的胶东王正储位。九年后即位，是为武帝，立太子妃陈阿娇为皇后。这时的馆陶“长公主”，也就应该称为“大长公主”了。

　　陈皇后的母教不大好，家世贵盛，六、七岁时就成了未来的皇后，从小养成娇纵的脾气，加以她母亲一向喜欢揽权生事，目空一切，陈皇后耳濡目染，处处霸道。再有一个想法，认为武帝的得位，别有渊源，越发有恃功而骄，种种令人难堪的语言神态，使得武帝大为不满。在他心目中的陈皇后，已不是十年前愿以“金屋贮之”的阿娇了。

　　光是一个陈皇后，已经对付不了，更有她母亲推波助澜，以姑母兼岳母的身份，提出种种唯有皇帝才能赋予的权利要求。武帝积不能堪，恶感愈甚。

　　如果陈皇后有个儿子，则以嫡长子的身份，当然被立为太子。那时不但母以子贵，皇后的地位可保无虞，而且由于骨肉的连系，亦可望重承恩宠。为了这皇嗣的问题，关系重大，大长公主遍求天下名医，花了无数金钱，觅来许多种宜男的药，让陈皇后服用，结果如泥牛入海，影响全无。医不灵则求巫，哪知这一下为陈皇后招来了一场大祸。

　　找是找的一个女巫，名叫“楚服”。听这名字，就知道她的籍贯，是如今湖南湖北一带，这个区域原为楚国的疆土，在当时被认为是相当神秘的地方，尤以湘西为甚，巫蛊之风，自古已然。到清朝嘉庆年间，还有“河伯娶妇”之类的不人道的情事发生，而所谓“祝由科”，亦至今有人津津乐道。由此可见，在那时找个女巫来为皇后祈祷皇嗣，原是件不足为奇的事。何况武帝本人也跟他祖父一样，素来迷信方士。然则，陈皇后求巫，何以又会贾祸呢？问题出在这个女巫的性别上面。

　　汉书“外戚传”说：“陈皇后挟妇人媚道”。此当是楚服所教。“汉武内传”等书有比较详细的记载，说陈皇后宫中，每到深夜有神秘的祭祀，服药祝祷。而楚服易钗而弁，与陈皇后同入帷帐，行迹异常诡秘。可想而知的，这就是教导“媚道”的时候。

　　从种种迹象来看，楚服是个男性特征多于女性特征的“阴阳人”。汉书“五行志”称此为“人痾”，视作不祥之物，而居然亲身示范授皇后以“妇人媚道”，这还当了得，久而久之，自然会有人去告密。

　　于是在元光五年，也就是唐通开南夷道的那时候，武帝下令彻查，楚服“枭首于市”，株连而死的有三百多人。罪名是“为皇后巫蛊、祠祭、祝诅、大逆无道。”

　　陈皇后就此被废，武帝所赐的“策”，简单明了。“皇后失序，惑于巫祝，不可以承天命。其上玺绶，罢退居长门宫。”长门官在长安城内，是个独立的离宫，规模不大，不妨说它是个冷宫。

　　打入冷宫的陈皇后，心犹不死。大长公主当然也要替；她设法挽回。当时武帝左右可以为陈皇后进言的，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，东方朔滑稽之雄，如果是因为其他的缘故，一时得罪，只要东方朔幽默一番，武帝的震怒，可以一笑而解。但皇后失宠，则必动之以情，那就非司马相如的那枝笔不可了。

　　于是大长公主以黄金百斤为润笔，请司马相如写一篇可以感动武帝的文章，那就是他流传于后世的六篇赋中的“长门赋”。与描写神仙的“大人赋”一样，在技巧上仿楚辞的形式。至于写上武帝，“嘉览”之余的效果，多说武帝大为感动，复见亲率，以后又冷淡了下去，如昭明文选“长门赋序”所说：“相如为文以悟主上，复得亲幸”。而“汉书”补注，以为“‘复得亲幸’者，著述之体，皆着其效验，“说苑”、“国策”皆然，”这话说得不错。陈皇后“复得亲幸”，并无正面的证据。但未回君心的反面证据却有两个。第一，陈皇后果然复得亲率，则必移宫。即令仍为废后的身份，不能复居正宫，可是以未央、甘泉等宫，千门万户，亦必有一处比长门宫好些的宫苑来安置她。其次，如果武帝曾临幸长门官慰问陈皇后，则正史不载，稗史亦当有记，可是翻遍详记长安、咸阳宫阙的“三辅黄图”，找不出此事的影子。

　　司马相如晚年住在长安以西的茂陵。在此以前，他被拜为“孝文围令”。文帝葬霸陵，在今西安东面卅里，地临霸水，原称霸上，文帝挑选此处作为他将来的埋骨之地，改名为霸陵。景帝时称文帝的陵寝为“孝文园”，置“令”管理。武帝派司马相如去当这个官，是因为这个守令，没有多少民政要管，借此地让他养病。

　　不久，司马相如辞官移住茂陵。此地本为槐里县的茂乡，武帝很早就看中了它的风水，把它从槐里县划出来，特置一邑，改名茂陵，迁了许多富户住在那里。地当今陕西兴平以东，咸阳以西，离长安八十里。

　　茂陵是武帝所辟的一个“新社区”，住民有二十七万人之多，长安县也不过二十八万人，两相比照，不能不惊诧于此“新社区”发展的迅速。但稍作深入地研究，便知不足为怪。当时的移民政策，并不考虑人民的意愿，指定移到茂陵的，都是富户，以雄厚的经济力量投入此新社区，一切建设，得心应手，而又不必受政治都会所必然的种种体制上的约束。所以茂陵这个新社区，是个富庶、整洁、宁静而舒服的地方，为寓公的乐园，这就是司马相如要卜居于此的道理。

　　那时，司马相如已五十开外，文君则正在盛年，但“不安于室”的不是盛年的妻子，而是暮年的丈夫。在茂陵，司马相如看中了一个妙年女子，想娶来作妾。这在当时的道德规范来说，是件无足奇亦无可非议的事，如果有什么人的妻子，为此提出反对，必蒙妒妇之名，但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关系不同，即使在那个时代，司马相如的企图也应该被视为负心。旁人的观感如此，文君的哀伤愤懑，可想而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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