假官真做(17)_高阳

一七

　　不过，渔与盐的配合，要在一个人手里完成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同时经营渔业与盐业，是件不容易的事。因为第一，渔捞区与盐场，不会恰好在一个地方。鱼类固有其集中的地区，渔港亦有渔港的要求，照道理说，煮海成盐，哪一处海滨都可以，然则何不迁就渔港，就地煮盐？不行，因为煮盐亦有其独特的地理条件。现在台湾北门、布袋的盐场，所制的是晒盐，那要在亚热带，一年有好些日子的强烈阳光才行，古时的海盐，确是“煮”成的，煮盐的平底铁锅，称为“牢盆”，所用的燃料，主要的是木柴，因而理想的盐场，应该负山面海，便于樵采，燃料的取得才理想。

　　其次，经营渔业与盐业，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生产制度，无论技术、设备、操作过程都不同，唯一相同的一点是：都需要大量的人力。在当时，一个人兼营两样以上的工商业，往往出于因利近便，可以互通的缘故。如果仅仅为了鱼类加工需要盐，而耗费大量人力去经营与渔业风马牛不相及的盐业，那是件很傻的事。

　　因为如此，渔与盐虽可配合，在技术上却不简单。鱼类加工所需的盐，得要经营盐业的人来配合。那时还没有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计划之下，某类物资供给某一特定对象而予以优惠条件的观念，鱼类加工的盐，也就是食盐，价钱不便宜，所以腌鱼用盐，不能达到必需的数量，应该用一斤的，只能用四两或者半斤。这一来，加工的盐渍鱼就难免腐败而生异味，由“如人鲍鱼之肆”这句成语，可以想见鲍鱼有气味，是普遍的现象。秦始皇崩于旅途之中，李斯秘不发丧，将尸体放在车子里，经一千六百多里的长途，运回咸阳，时逢盛暑，“辒车臭，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，以乱其臭”，由此可以想见鲍鱼臭到怎么样的一种程度？

　　所以刁间的同时经营渔业与盐业，是件难能可贵的事。“难”者，不仅需要绝大的资本，在独立经营盐业的同时，附带获致配合渔业的效果，尤在要有可靠而能干的人，远赴不同的海滨去替他管理不同的事业。“可贵”者，能够以廉价的盐，供给鱼类加工之用，不仅减低了鲍鱼的成本，且因盐的供给充分，可以制成更好的鲍鱼。捕鱼为生，本来要靠运气，丰收过剩，鱼不值钱，如能获得加工的便利，则有恃无恐，获利必丰。

　　刁间的另一项企业是贸易。他的生意做得很大，不仅输出山东的特产，输入山东所需的物资，而且也在山东以外的地区，买贱卖贵。

　　先说山东的特产，第一是丝绸及其加工品，名闻海内，所以齐地称为“冠带衣履天下。”山东丝纺织业的发达，首先要归功姜太公。他在周初被封于齐，看到那里只有海滨的鱼盐之利，而营邱即临淄是“泻卤”之地，不宜耕作，得要另外想办法增加生产。男子可以出海捕鱼，海滨煮盐，妇女干什么呢？渔盐两业都不适宜女性工作，于是姜太公劝她们纺织。

　　齐地丝纺织业的发展，应该分为三个阶段，可能最早是利用野蚕的丝。野蚕称为柞蚕，柞是木本植物，据“本草纲目”的作者李时珍说：“此木坚韧，可为凿柄，故俗名‘凿子木’。高者丈余，叶小而有细齿，光滑而韧，其木及叶子皆有针刺，经冬不凋。五月开碎白花，不结子，其木心理皆白色。”柞蚕以生于柞树，食柞叶而得名、初生时绿色；以后慢慢变为黄褐色，吐丝亦黄。用柞蚕的丝织成的绸，称为蚕绸，宋朝称为“绢紬”，明朝称为“茧紬”。“尔雅”记载：“有柞蚕食柞叶，可以作绵”，这大概是又称为绵绸的由来。

　　以后土地改良，“膏壤十里，宜桑麻，”于是养蚕事业，大为发达，当时齐国的纺织业，居海内的首位。齐国进贡周王的贡品，就是丝织品。到了管仲相齐，助桓公称霸，在经济发展上所致力的三大生产事业，是农耕、煮盐、织造。承袭太公的遗风，以织造为女工的专业，管子说：“一女必有一刀、一锥、一箴、一鉥，然后成为女”，这些不仅是纺织所必需，也是刺绣的工具。是为齐国丝纺织业的第二阶段。

　　近代的丝绣，以湖南和江苏最着名，即所谓“湘绣”和“苏绣”，而当时名闻天下的是“齐绣”。齐国纺织业发展的结果，连带染色也很有名。战国策“燕策”：“臣闻智者之举事也，转祸而为福，因败而成功者也。齐人紫，败素也，而贾十倍”。所谓“败素”，是粗劣的白绢或者白布，但一经染成紫色，身价十倍，化腐朽为神奇，因为齐人多智的又一明证，同时齐人染色的高明，亦可以想见。

　　由于齐国的强盛，一方面贸易发达，一方面各国诸侯、行人、访聘者陆续不绝，都要购买齐国的上等衣料自用或送礼，所以刺绣品的销路极好，但刺绣的收入并不高。史记“货殖传”说：“夫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文不如倚市门。”倚市门者何？司马迁又说：“此言末业，贫者之资也。”说得清楚些，便是为娼。太史公这段话，正是指齐国而言，因为娼妓就是管仲所发明的，而“齐女”的艳名在当时是与邯郸的“赵女”并称的。

　　刁间的贸易，输出齐地的丝织品及刺绣品，必为其主要的业务。齐地的丝织品，最出名的是“阿缟”，阿是指东阿县，史记“李斯传”：“阿缟之衣，锦绣之饰”。这两句话又见于“战国策”的“秦策”，可知齐地的丝织品，主要的市场，是在关中一带。当然，东阿县所出的丝织品，不限于“缟”，史记“集解”：“齐之东阿县，缯帛所出”可证。此外，沂。泰山区各县，均盛产麻桑，所以齐鲁之间的纺织业，是普遍发展的。

　　但在刁间那个时代，齐国的贸易中心是在临淄，为各种物资的集散地。其次是孟尝君的封邑“薛”地，即今山东滕县之南的临城，一北一南，为刁间从事工商业的两大据点。

　　临淄自春秋战国到西汉，始终是一个富庶繁华的大都市。当时的大都市，首推代咸阳而兴的长安。天下的大族、豪富，大都徙于长安。这种硬性吸收“侨资”的结果，造成长安高度的繁荣。但五方杂处，风俗不纯，有钱的人，竞相讲求生活上的豪华，一般平民又极力向贵族看齐，奢靡之风，成为社会的一种病态。大致而言，长安是一个消费的都市，对于当时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不大。

　　其次是洛阳，此地为东周的王畿，也是最早的一个商业都市，照战国时期的地图看，洛阳适居天下之中，东齐、西秦，南面是韩、楚，北面则魏、赵、燕三国。由于处于交通的中心，而且王畿之民，政治的色彩比较淡，好比现代的许多中立国家的人民那样，旅行可以获得许多方便，因此，洛阳的人做生意是出名的。虽然商人的地位不如工与农，而洛阳人民特别看重，或者说喜爱经商，像大禹治水一样。他们可以三过家门而不人，以常年在外经商相矜耀。有这种敬业的精神，才会产生白圭那样的人。刁间私淑白圭，他的理论和业绩，我在后面将会谈到。

　　再次是大梁和邯郸，一在河南，一在河北，和偏西的洛阳鼎足而立，构成中原交通网的支柱。邯郸是赵国的都城，战国末期，此地是各国政客和间谍活动的中心，以美色闻名天下，及至秦汉一统，邯郸的地位逐渐末落。大梁就是开封，这里地势平衍，张仪所谓“诸侯四通，条达辐辏，无有名山大川之限”，为“四战之地”，易攻难守。大梁的交通极其发达，“车马之多、日夜行不绝”，但都是过境。史书上不见大梁有大企业、大商人的记载，主要的原因，即在于投资大梁，太无保障。战火侵袭，随时有遭受严重损失的可能。楚汉相争，大梁被破坏得相当厉害，所以汉兴以后，大梁的地位比邯郸更不如。

　　其时的新兴都市是成都，而大致能够保持原来地位的，是临淄。临淄与长安正好相反，它是一个生产的都市。也与洛阳、邯郸不同，这两个都市因为交通的便利，而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，临淄则因工商业的发达而促进了交通的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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