假官真做(9)_高阳

九

　　反之，项羽的后方，深受北面的威胁，粮道经常有被切断之虞。楚军的主要粮道有二：一条是东西流向的黄河，一条是南北流向通江淮的鸿沟。前者常被在齐的韩信遣轻骑突袭，后者则在彭越的游击队活跃的区域，有时截得大批粮食，反绕道接济成皋，对于汉军的贡献很大。于是楚军常处在饥饿的状态中，士气急剧低落，就像汉王刘邦初到南郑时的情况那样，部下“开小差”的日有所闻。一世之雄的项羽，困守东广武，一筹莫展，不得已与汉军议和，归还太公及吕后，划鸿沟为界。当他引兵东还时，张良、陈平谏劝汉王刘邦说：“今汉有天下大半，而诸侯皆附，楚兵疲食尽，此天亡之时。不因其机而遂取之，所谓养虎自遗患也。”汉王接纳建议，因而有垓下之战。西楚霸王项羽的失败，败在“食尽”则“兵疲”，而汉王刘邦的成功，则因“足食”而“足兵”。由这一点上看，不难想见任公的“藏粟”，在当时是如何贵重？

　　汉王——汉高祖初年的粮价之高，可能是空前绝后的。汉书“高祖纪”：“二年，关中大饥，米斛万钱。”这里的“二年”，可能连着下一年，即指公元前二〇五年到二〇四年间的事，因为汉高祖刘邦最先入关，那年十月至霸上，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，就以这一个月为汉元年的岁首。这样，到第二年的九月底都称元年，这好比现代的会计年度，从当年七月到翌年六月为一年是同样的道理。

　　这一年，汉高祖从汉中出兵，“还定三秦”，正当项羽焚咸阳宫阙，大火三月不息之后，关中的农田水利，破坏得相当厉害。汉高祖虽然下令将秦始皇父子耗费大量民脂民膏所建造的“苑囿园池”改变为农田，但旧的已遭破坏，新的还在建立，加以军需军粮的征发，罗掘一空，则当地米价涨至每升万钱，固无怪其然。

　　汉书“食货志”说：“汉兴，民失作业而大饥馑，凡米，石五千。”又说：“汉兴，米至石万钱”。这当然是指普遍的现象，但一个“五千”，一个“一万”，有人以为一指平均数，一指最高数，这话虽有道理，似亦不然。合理的解释是：一指一般地区，一指特殊地区。说得明白些，战火最烈的地区，米每石一万钱，此外最少亦得五千钱一石。

　　楚汉相争，前后虽只五年，但以当时战争的型态而言，是中国自有史以来，第一场全国性的总体战。比较不大受影响的地区，不过巴蜀、江东等地，而以中原被祸最烈，中原一带又以荥阳附近为尤甚。米价每斛，或照彼时的度量衡称为“石”，高至万钱，几乎为战国时代的二十倍，正是指这一地区而言。

　　任公的藏粟，就在这个地区。他的大主顾是楚军。那些跟随项羽起兵的“豪杰”，自东而西，破城无数。所获的金玉，此时不能充饥。而饥饿的士兵，不是逃亡，就会作乱。为了稳定军心，保存自己的实力，不得不多方搜购粮食，于是“豪杰金玉，尽归任氏。”

　　但是，乱世无法纪，任公的粮食，何以不曾被劫？何以能居为奇货，作成极有利的交易？这些是极富研究价值的问题。以现有的资料而论，不可能求得圆满的答案。但以任公以后的表现，可以想见其人的性格，再参照当时社会的一种特殊情况，则亦大致可以了解其原因。

　　任公自己，也可说是一个豪杰之士，但基本上他是一个正统派的商人。他的商业天才，可分两方面来谈，第一是眼光锐利深远。第二是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。

　　他人取金玉而任公独“窖仓粟”，此固为眼光锐利深远的明证，但有大量粮食而若不善经营，则在那样的乱世，适足以自招杀身之祸，所以卓越的领导才能，才是任公成功的主因。他的领导方法，可以归纳为八个字：“恩威并用，以身作则。”先说以身作则，其时富人多奢侈骄慢，而任公谦虚、勤俭，与他的属下共同操作，人格的影响为凝聚力，则其事业中的成员，必团结为一整体，乃是势所必然的。

　　任公的“恩威并用”，且留到后文介绍他的“家约”时再细谈，在这里必须要研究的是，他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。他的这种关系，在“史记”和“汉书”中都未提到，但任何良史都有曲笔、隐笔，未着墨处常有问题存在，只要发现了问题，再研究当时的背景、风尚，就不难得到答案。

　　任公的问题，在前面已经提到过，他在那个楚汉相争，提兵百战，而且饥卒如虎，粟贵如金的地区，何以能够保存他的藏粟，不被抢劫？不但不被抢劫，而且能够交易，交易的对象又是“豪杰”，同时卖得很好的价钱，这不是神通广大得不可思议了吗？

　　可是，我们只要想一想抗战期间，在敌我相接而物资可以交换流通的若干地区，如界首等地，有许多“吃得开”的大亨，“阴阳两界”畅行无阻，就不难了解任公能在那样危险的环境中，大发“战争财”的原因何在。

　　任公本人必也是一个“豪杰”，汉书将此豪杰的杰写作“舛”，便不是一个好字眼。“豪”则正好解释为现代的“大亨”，史记、汉书中“大豪”的字样甚多，秦始皇的外祖父，就是赵国的大豪。

　　大豪中之大豪，为战国的“四公于”——魏国，信陵君魏无忌；赵国，平原君赵胜；齐国，孟尝君田文；楚国，平原君黄歇。所谓“取重诸侯，显名天下，搤腕而游谈者，以‘四豪’为称首”，即指此“四公子”而言。“游侠”之起，以“四豪”为滥筋，而其间也有异同。相异者“四豪”为贵公子，而游侠多出于市井；相同者，“振穷周急，谦退不乏”，“鸡鸣狗盗，无不宾礼”。降至末流，“作奸剽攻”，“铸钱掘家”，那是流氓土匪，徒窃“游侠”之名而已。

　　游侠是乱世的产物，因为“背公死党之议成，守职奉上之义废”，非盛世所能容忍。大致由乱而治，则游侠的身份作风必有变化：一种是修成正果，成另一型的杰出人物，如近代的杜月笙；一种是沦入魔道，为非作歹。倘或依然结成“死党”而“背公”，则迟早会发展成叛乱组织，危害国家。汉景帝“尽诛此属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　　乱世之所以产生游侠，不外两种起因：一是国势衰颓，外敌和盗匪侵夷，集结地方势力以自保；一是暴虐统治，民不聊生，号召有志之士以自救。这样，乱世中的游侠，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政治发生关系，因应得宜，则此游侠所领导的自卫势力，不但可以生存在夹缝中，且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或忌惮，甚至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为敌对的双方都想争取的对象，如剧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

　　汉景帝三年，吴楚七国谋反，景帝记起文帝的遗言：倘有缓急，周亚夫可以倚托。于是，拜周亚夫为太尉，领兵平乱。由间道至洛阳，打听得剧孟还在，喜不可言，他说：“吴楚举大事，不邀剧孟参与，我可料定吴楚不会有什么大作为。”

　　天下骚动，而专征的大将，罗致了一个剧孟，彷佛收服了一个敌国，无论就正面或者反面来看，剧孟的份量，重得骇人听闻。然则剧孟是怎样一个人，何以有这样大的潜势力？

　　“游侠列传”说剧孟的行为，“大类朱家而好博”，这与杜月笙也很相像。朱家居游侠列传之首，生与汉高祖同时，他是孔子的大同乡。当时鲁人以孔子的关系，特重儒教，而朱家任侠，济人急难，不计其数。最了不起的一点是，他不管是救人的性命，还是脱人的贫困，从来不形诸辞色，有时甚至连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，好像天地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么回事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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