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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〇

　　东郭咸阳与孔仅，是由当时颇带些侠气，最喜引进人才的大臣郑当时，保荐到朝廷去的。在张汤掌权的时期，这两个人的官位是“大农丞”，用现代的官制来比照，等于财政部次长，孔仅的地位又要高些，那就是政务次长了。

　　其时的“财政部长”——大农令，就是颜异。他即与张汤的政见不同，则张汤关于此方面的改革，可以想象得到，是越过了颜异，与此两丞取得了直接的联系。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到，张汤的改革计划，大部分出于这两个人的建议。只是纯经济观点的草案，到了张汤那里，用法的观点作了修正，结果变成外行领导内行，以致流弊百出。

　　除了东郭咸阳和孔仅以外，另一个在张汤时期对当时的财政改革发生了大作用的，是桑弘羊。以”工于心计”的商人子弟而为天子近臣，桑弘羊在那时的地位，就好比白宫的经济顾问一样，武帝在财经问题上要作决定以前，一定会先征询他的意见。事实上，在东郭咸阳和孔仅拟订草案时，他就参与了工作的。正史上记载，他们三个人常在一起讨论财经问题，分析利害，细入毫芒，此是明证。大致关于元狩、元鼎之间的财经改革，其作业程序是。由武帝提出要求及原则性的指示，张汤据以制订政策，交由“三人小组”拟成具体计划。再由张汤作初步审核后，奏可施行。而在某种情况上面，桑弘羊与张汤处于同等的地位，以其同样能直接影响武帝的意向。

　　在这个作业程序之下，元狩、元鼎年间所从事的财经改革，大要有三：币制的整理、盐铁国有化、均输制度。“告绢”令则是杨可所设计，杜周所主办，而为张汤所全力支持。这是由商人过份重视个人利害所激起的，矫枉忒过其正的恶政，正是宣帝所谓“杂王霸道以治”中的霸道部分，不足为法。

　　但就是上列的三项改革，由于张汤在财经方面是外行，而且临之以威，恃之以法，拿政治的力量来否定经济学上的诸般因素。所以弊随利生，效验不如预期。一直要到元鼎二年张汤自杀，孔仅为大农令，桑弘羊做他的副手，才进入了财经改革的正途。

　　先说币制。自皮币即废，白金币又“民弗宝用”，依然只有回过头来，从铜钱上想办法。桑弘羊的第一步计划是，发行一种新通货与旧通货并行，而赋新通货以独特的地位，藉以摆脱旧通货的牵累。

　　这种新通货，份量与五铢钱相近，但制法不同，名为“赤仄”或谓之“赤侧”。仄与侧义通，都作边侧解释。赤者赤铜。日本的一部古籍，寺岛良安所撰的“和汉三才图会”说：“按：赤铜者黑色带少紫也，而赤字无据。”由此可知，赤仄之赤，是指紫铜，以紫铜为廓，此“廓”字又指边侧而言，因而所谓“赤仄钱”就是黄铜所铸的钱加一道紫铜的边，而且应该像几十年前的铜圆一样，边缘微微高起。这样做是为了防奸绝弊。

　　因为那时的“奸民”，在“铜钱眼里翻跟斗”的花样很多，其中有一种，真可以说是“刮皮”，是把铜钱磨薄，拿磨下来的铜屑，作为私铸的原料。赤仄钱用硬度较强的紫铜作外廓，使得想磨取铜屑的人，较难下手，紫铜的熔点很高，而又作成外廓，这需要高级的冶炼技术及设备，非一般私铸者力所能及，自然而然就有杜绝伪钱的作用。

　　赤仄钱的币值是“以一当五”，虽为“大钞”，但与白金币的龟币以一当三百来比，显然合理得多。同时又规定，缴纳公家的各种赋税或捐官等项，非赤民钱不收。这在发行之初，赤民钱少，为了缴纳公库收入，非此不可，或有升水的情形。但物以稀为贵，始终是任何交易行为中，颠扑不破的真理。等赤仄钱一多，而就其本身的价值言，一枚赤仄钱抵不上普通的五枚五铢钱时，自然就会贬值。不过，在公家是一样的，所以应该缴五铢钱的，大可以贱价购买赤仄钱来缴，就好比以前用公债来缴公家的各种规费一样。史书上的所谓“赤仄钱贱，民巧法用之”，即指这些情况而言。这样，便又不得不废止了。

　　废止赤仄钱是在元鼎四年，那时孔仅升任大农令，桑弘羊作他的副手。第二年，由桑弘羊一手主持，下令“悉禁郡国铸钱”，天下非“三官钱”不得用。而各郡国所铸的钱，一概回炉销毁，“将铜输于三官”。

　　“三官”是“少府”属下的三个业务单位。“少府”也者，与“大农”相对而言。大农管理整个国家的财政，少府则掌天子个人的收支，以及宫廷御苑的一切杂务，性质与清朝的内务府无异，只是到了元狩、元鼎年间，少府的业务，大为增加，编制随之扩大。它属下有八个业务单位，主持官长称为“令”，其中“均输”、“锺官”、“辨铜”三令，负责铸造的官钱，就叫“三官钱”。

　　在文帝时，贾谊就曾提出过中央保有货币制造权的建议，至此始告正式实现。目前在许多钱币收藏家手中的“五铢”钱，十中有九是“三官钱”。它的成分准足，制造精美。一般的私铸者，根本造不出那么好的钱，因而私铸之风，自然而然归于消灭。这不能不说是桑弘羊对国家的一大贡献。

　　第二项改革是盐铁的国有化，出于东郭咸阳和孔仅的建议，他们是盐铁世家，甘愿牺牲家族的事业，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前提，是很了不起的。但是，这个建议的动机是出于武帝的“不私”，因为“山海天地之藏”，也就是不属于任何私人的一切天然资源，都应归于少府管理，成为天子的私产。武帝放弃了这些资源的所有权，交由大农令处理，收入归于国库，于是东郭咸阳和孔仅，以专家的资格，提出了盐铁国有化的建议，于元狩四年试办。及至桑弘羊执政，大置“盐铁官”于天下，积极推动其事，其效果比张汤时代，自然大不相同了。

　　盐铁国有化的政策，在付诸实施时，技术问题，大有难易之别。盐的问题比较简单，因为盐的本身在产地没有什么价值，完全是一个发售权的问题，所以说不准私煮实不如说不准私卖，更来得切合实际。

　　那末，要怎样才能不准私卖呢？孔仅以盐业专家的资格，提出一个简单有效的控制产量的原则：凡有出产，皆归公家收买。是则没有私盐，就没有私盐贩子。他的控制产量的办法是：盐，必须由公家制定的煮盐器具中产生，否则就是私盐。煮盐的器具也很简单，最主要的是一个盆，称为“牢盆”。牢盆之牢，至今没有可以令人满意的解释。照我的想法，牢者牢固之意，边缘特高，质量特佳，特便于用盐卤煮盐而已。

　　这个牢盆当然要由盐民缴价请领。成为“官器”。由官器中所生产的盐，即为官盐，由公家统一收购。因此，盐民等于是受雇于公家的盐工，由分布于甘七个郡的卅七个盐官分别管理。

　　至于铁冶，则在国有化的同时，便已成为国营事业。当时铁的分布区域凡卅八郡，依其产量多寡，每郡设铁官一至二人，总计卅八郡的铁官共四十八个。自开采、锻冶、加工到发售，都由铁官一手主办。发售铁器所得的盈余，全部解交国库。

　　于是各地的铁矿，无不大规模开采。公家的资金雄厚，冶铁的设备和技术，一般而言，亦较私人为优良，照理说，应该生产增加，成本减低，颇有可为才是。而事实上不然，所有公营企业习见的毛病，在当时已应有尽有，归纳而言，大致如下：

　　首先是浮滥的开支，增加了成本。成本增加不说，质量还不好，拿镰刀来说，钝得连草都割不断，农夫花费的气力大而收获少，所以无不怨声载道。尤其令人伤脑筋的是，铁器公卖，官吏不把它当生意来做，主顾上门，爱理不理。要买就买，不买拉倒，不准挑，不准还价。

　　可是能买得到还算是好的。卖铁器的官吏生病、有事，或者既不生病亦没有事，只是懒得做生意，就可以任意把大门一关，叫人扑个空。那末，多买些摆着行不行呢？不行！因为质量不佳，摆久了会生锈。

　　总之价钱贵，东西不好，而且要用的时候往往买不到，而用不着时，却又往往强行摊派，以致老百姓痛苦万分。

　　因此，当时有许多人反对盐铁国营，如卜式即为其中之一。凭心而论，这个政策是正确的，但执行上所生的偏差太大，以致于使人怀疑到政策的正确性。良法美意而托付非人，则未见其利，反受其害。东汉“和帝纪”有段话说：“中兴以来，匈奴来宾，永平末年，复修征伐。先帝即位，务体力役，然犹深思远虑，安不忘危，采观旧典，复收盐铁，欲以阻备不虞，宁安边境。而吏多不良，动失其便，以达上意，先帝恨之，故遗戒郡国，罢盐铁之禁。”为了“吏多不良”，不能忠实奉行命令，宁愿毁弃一个良好的政策，可以想见其内心的愤慨。

　　在盐铁问题以外，另一项为举国所关切，而引起传统观念支配下的士大夫所责难的大政，即是“均输”与“平准”。这也是桑弘羊所以能在中国经济史上占一崇高位置的由来；当时币制之弊，以及盐铁为私人所把持，对于国家的不利，前人都已谈过，独有“均输”与“平准”的观念与办法，为桑弘羊独特的创作，在经济制度上为一空前的贡献，影响力至深且远，至今不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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