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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五

这一来，个人的毁誉还是小事，权威一失，发言不生作用，将来再也不能劝楚王行善政了，也无法救一个真正受了冤屈的人了！基于这样的一种视天下事如家事，作为一个“国士”所应有的责任感，他必须挽救自己在楚国的发言地位。 　　于是他立即进宫去见楚王：“臣前言星象之事，大王垂谕，说要行善政以谢上苍……” 　　“是啊！”楚王答道：“昨天黄昏，我已下令封‘三钱之府’，准备大赦。” 　　“大王可知道路藉藉，流言甚盛？” 　　“什么流言？” 　　“说定陶富翁朱公的儿子，在楚杀人，四天狱中，尚未定罪，他家派人用巨金赂贿大王左右——所以，大王不是为怜恤楚国的百姓而大赦，大赦只是为了陶朱公的儿子！” 　　楚王一听这话，勃然大怒，他说：“寡人虽不德，亦何致于如此势利，特为朱公之子，施此恩惠？既然外面有这话，你看我处置！” 　　楚王的处置是，立即召见“司败”——各国的司法首长，官衔都叫“司寇”，只有楚国名为“司败”，下令提审朱老二杀人一案，并且指示：“论杀！” 　　“司败”遵王命判了朱老二的死罪，“千金之子”，竟“死于市”！朱老大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唯有买棺收尸，带着那一千镒失而复得的金子，盘柩回乡。 　　陶朱公在定陶是个大慈善家，老二的人缘大概也不错，所以灵柩一到，合邑致哀，朱家的人自然更不必说，只有陶朱公浑如无事。 　　等老大细说了在楚国的经过，陶朱公笑了，他对亲友这样说：“我早就晓得，老二一条命，一定要送在老大手里。他不是不友爱，没有尽到力量。其中有个道理，老大是跟我一起在海边吃过苦的，深知谋生不易，物力维艰，所以把钱看得重，舍不得白白送给人家。老三就不同了，一生下来就见我富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根本就不知道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于是挥金如土，毫不心疼。我本来要派他到楚国，就因为他不在乎钱，送掉了就送掉了，万万不会再去回想一下，这笔钱送得值不值？这一点，老大无论如何做不到，所以老二非死不可。此为势所必然，理所必至，没有什么好伤心的！老实说，等老大一走，我日夜盼望的，不是老二的人，是老二的灵柩。” 　　察理至明，料事如见，能够坦然接受打击，这些都是陶朱公所以能成为一个大企业家的主要原因。而朱老大虽然从他父亲手里接管了庞大的事业，但目光如豆，可以断言他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。 　　当然。庄生所用的方法，至少在原则上，陶朱公已经料定。可是他不能跟他的儿子说破，因为在那个时代，最重“朋友”这一伦，从事一项秘密工作所取得的高度默契，真是“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”，虽亲如父母妻子，亦不可泄漏，这是朋友相交到了某一个阶段，所必须严守不渝的一条规律——因为如此，所以“得一知己，可以死而无憾。” 　　就实际的利害关系看。也不能说破。庄生极其爱惜羽毛，点尘不染，同时在这方面的警觉很高。而朱老大则是“愚而好自用”的人，如果事先说破，就算他能懂其中的道理，一定在态度、语言上也会流露出来，无论如何瞒不住庄生。这件事只要有第三个人知道，庄生必然峻拒，同时会怪陶朱公轻率，不可共事。这样，儿子未曾救到，先已失了一个朋友。 　　陶朱公退休以后，事业交给他的子孙掌理，谨慎经营，守成而已。倒是一个“穷士”，受了他的指点，以创造性的事业而致巨富，成为当时一个杰出的企业家。 　　这个人的姓氏失传，单名一个“顿”字。因为他发迹在山西猗氏县，所以称他为“猗顿”。他是鲁国人，与陶朱公住得相近，务农为生，而运气不好，也种地，也植桑、育蚕，但却常在饥寒之中。 　　猗顿穷困之余，去向陶朱公求救，如何可以致富？陶朱公回答他说：“子欲速富，须畜五牸。”凡是雌性的畜类，都称为“牸”。所谓“五牸，就是雌的牛、马、猪、羊、驴。陶朱公是劝猗顿去经营畜牧。 　　畜牧需要很大的资本，猗顿既是鲁国的“穷士”，常在饥寒之中，又如何能筹集资本？因此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陶朱公不但指点了门径，很可能还贷放了资金。于是，猗顿到了“西河”这个地区，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，十年之间，繁殖无数，发了大财，驰名天下。据说，他的财产，可敌王公。 　　“西河”这个地名，在汉朝以后就不大听到了，它就是黄河由陕西入山西，在龙门的那一段，当冀州之西，所以称为“西河”。西河之南，是猗氏、临晋、安邑这些地方，现在称为“运城盆地”，冈陵起伏，牧草茂盛，是畜养牛羊的好地方。 　　司马迁的“史记”也有猗顿的记载，说他致富的原因，与“汉书”所载不同。司马迁说：“猗顿以盐盐起”，盐字念作古，这个字有许多解释。在这里“盐盐”二字连用，指天然成粒状，不须加工炼制，就可食用的盐。这种盐是什么盐？是关云长的家乡解州的池盐。 　　解州与安邑、猗氏密迩，所以解州盐池，亦有人称为猗氏盐池；山西称为河东，因而又笼统称为“河东盐池”。这些地方为蒲州所属，古称“蒲坂”，是舜建都之地，他未受尧禅位以前，在这里经营过商业。“南风”一诗，内容就与池盐有关。 　　“南风”中有这么两句：“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！”为何南风可以使人发财？因为河东盐池，不需人工，当初夏季节，熏风一起，“附岸池面，缀珠凝脂，盐颗自结。”于此可知，恃河东池盐为生的，真个是靠天吃饭——天要热，黄风来时，骄阳如火，把“紫色澄渟，浑而不流”的盐池中的液体，晒成颗盐，生计即可无忧。最怕雨水多，一方面不见日光晒不成盐；另一方面流潦汇注，会把盐池中液体的含盐量冲淡。 　　由于池盐不是“煮海”——蒸发海水中的水分，留下盐的结晶，所以盐池为晋国的一大利薮。齐桓、晋文相继称霸，在经济上都得盐的助力。不过，池盐虽天然成颗，“捡现成”毕竟也要有人去捡。而且可想而知的，越是捡现成的，越会发生冲突，凡此种种，都说明了人力、人谋，必不可少。 　　无疑地，猗顿在经营畜牧的同时，也从事盐业。畜牧是远程计划的投资，而池盐在当年即可收本计利，两相配合，有利无害，更以猗顿的“士”的身份和头脑，他必然会在组织“盐民”，改进技术，讲求效率等等工作上，发生作用，得到盐户的支持和官方的信任，形成此业中的领导者，因而成为盐业巨子。猗顿起于畜牧，成于盐盐，司马迁和班固，或者因所闻不同，以致笔下有异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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