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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一

“二弟，你回去，我不能回去。”徐世昌说：“签上说得很明白，出门胜似在家。我在京用功为妙。” 　　徐世光自是听他作主，一个人先回家乡；徐世昌却寻得一个馆地，是兵部尚书张之万家，他们是世交，张之万将他请了去陪他的儿子张瑞荫一起读书，附带办办笔墨，住在张家后院。 　　后院很宽敞，徐世昌布置了卧室、书房以外，还有余屋，打算着设一个神龛，供奉吕祖；主意将定未定之际，夜得一梦，梦见吕祖，告诉他说：“你果真有心供奉我的香火，事须秘密；我云游稍倦，需要小憩时，自会降临，把你这里作为一个避嚣的静室，不宜有人打搅。” 　　平时做梦，刚醒来时还记得，稍停一停，便忘得精光；只有这个梦，在他第二天起身漱洗时，还清清楚楚地记得。徐世昌认为吕祖托梦，非同小可，不过一定得遵照神灵指示办事，所以一切亲自动手，找一间最隐密的房间，悄悄置了一座神龛；白天门户紧闭，晚上直到院门关紧闩住，方开密室，在神前烧香膜拜，同时置了一副“吕祖神签”，以便疑难不决时，得以请吕祖指点。 　　这天接到袁世凯的来信，少不得也要求支签，问一问这件事能不能办？签上指示，不但可办，而且要速办；迟则不及。当下便向张瑞荫打听，吏部有没有熟人？ 　　“什么事？” 　　“是一个朋友袁慰亭，有点麻烦──”徐世昌细说了缘由。 　　“这是吏部文选句该管。”张瑞荫说：“这种事找司官，不如找书办。” 　　“正是，袁慰亭信中关照，也是要找书办；我问有没有熟人，就是说吏部书办之中有没有够交情的？” 　　“我们这种人家，怎么会跟胥吏有交情？”张瑞荫说：“等我来问问门上老牛。” 　　徐世昌知道失言了，脸一红说：“是，是，我说错了。就拜托你找老牛问一问吧？” 　　将老牛找了来一问，他说：“我们熟识一个姓何的，在吏部文选人司很吃得开。不过不知道在不在京？” 　　“怎么？吏部的书办不在京里会在什么地方呢？” 　　“老何原籍山西蒲州，前一阵子我听说他要请假回老家去上坟，不知道走了没有？” 　　“你赶快去一趟。”张瑞荫说：“看看何书办在不在？在呢，就跟他说，有这么一件事。” 　　这件事的始末，由徐世昌告诉了老牛，请老牛去谈。这是有回扣的事，老牛很巴结地，当时便去找何书办接头。到晚来回话，“好险！”老牛说道：“只差一步，行李都上车了，明儿一大早就走。” 　　“喔，你跟他谈了？” 　　“是的。” 　　“有办法没有？” 　　“他们怎么会没办法？”老牛笑道：“就怕‘盘子’谈不拢。” 　　“他开的‘盘口’是多少？”张瑞荫问。 　　“何书办说，这件事一进一出，关系极大，如果袁老爷的中书还不出娘家，不但升同知不必谈，还要追究他何以资历不符，那就不是吏部的事了。” 　　“不是吏部的事，”徐世昌问：“是哪一部的事呢？” 　　“刑部。” 　　“好家伙！”徐世昌大吃一惊，“还要治罪啊！” 　　“人家是这么说，咱们也不能全听他的。不过，袁老爷正好有这个短处非求他不可，那就只好听他狮子大开口了。” 　　“要多少？” 　　“两千。” 　　正好差了一半；徐世昌面有难色，将袁世凯的信，递给了张瑞荫看。 　　看完信，张瑞荫问道：“老牛，他跟你说了没有，是怎么个办法？” 　　“大少爷，你倒想，他肯跟我说吗？我倒是盯着问了好半天，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：事不难办，不过就告诉了你，你也办不到。” 　　“好吧，跟他讲盘子吧，最多给他一个半数。”张瑞荫又说：“徐老爷的朋友，不是外人。” 　　这时是暗示老牛别从中乱戴帽子：“是！既然大少爷交代，我尽力去办就是。”老牛又说：“我得连夜跟何书办去谈，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。” 　　连夜折冲，以一千二百两银子成交；先交一半，等办妥了再交一半。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，去北洋公所将一千两银子领了出来，存在阜康福钱庄，先打了一张六百两的票子，交给张瑞荫。 　　张瑞荫办事也很周到，将老牛唤了来说道：“你最好把何书办约出来，大家当面锣、对面鼓说明白。怕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徐老爷对袁老爷也有个交代。” 　　“是。” 　　老牛便去约好何书办，在一家饭馆见面。部中胥吏的身分甚低，尽管衣着比纨裤子弟还讲究，但见了张瑞荫称“大少爷”，对徐世昌叫“徐老爷”，站着说话，执礼甚恭。 　　等把银票递了过去，何书办接到手中，摆在桌上，然后请个安说：“跟大少爷、徐老爷回，事情呢？一举手之劳，不过要经十三道关口，一关过不去就不成。银票我暂时收着，也不会去兑，等事情办妥了再说。” 　　“是的，你多费心。”张瑞荫问：“徐老爷应该怎么回复袁老爷？” 　　“请徐老爷告诉袁老爷，说当初捐中书的名字不假，只为将门之后，投效戎行，所以改名‘世凯’。只要北洋这么咨覆吏部，一准改名，袁老爷的同知就升定了。” 　　这个诀窍说穿了不稀奇，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关节，一改名字就可能会把整个前程断送掉，因为要刁难的话，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折磨个一年半载，及至一关通过，又有另一关，非把钱花够了数，不能领一张俗称为“部照”的任官“文凭”，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，不能分发，不能赴任，只有闲等，先就是一大损失。所以考试发榜，吏部铨选，如果姓名弄错，往往情甘委屈，将错就错，像袁世凯这样顺利的假“更名”，实在很少。 　　即令如此，公文往返，也得半年工夫。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，李鸿章的回任已经定局了──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，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“久假不归”之势，便利用时机，极力拉拢张佩纶，走李鸿藻的路子，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，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，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，不必再动用武力，就没有“墨绖从军”而且“夺情”的理由，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，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，将李鸿章留了下来，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。 　　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，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，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，印象深刻。同时，对洋务、军务的见解，大相径庭，像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，李鸿章认为“彼欲难餍，我饷难支”，应该和平了结，决不可用武，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“黑旗军”刘永福，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，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，认为“主战主和，不难一言而决”，目前的情势，“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；逆料其与中国不协，必致事无结束，悔不可追”，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，真要与中国开战，危险甚大，不过势成骑虎，不能不虚张声势，如果中国动摇，适中其计。他说他“默察时局，惟主战于正义有合，而于时势攸宜，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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