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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三

　　一方面教子，一方面还要报仇。樊燮走门路，告到骆秉章的上司，湖广总督官文那里，又派人进京，在都察院递呈鸣冤。官文为此案出奏，有一句很厉害的话，叫做“一官两印”，意思是说有两个人在做湖南巡抚。名器不可假人，而况是封疆大吏；这件事便很严重了。

　　其时郭嵩焘是南书房翰林，他跟左宗棠的胞兄左宗植是儿女亲家，与左宗棠当然很熟，深知他才气过人，便跟同为南书房的翰林潘祖荫说：“左季高如果不在湖南，一定保不住；东南大局，不复可问。我跟他同乡，又是姻亲，不便进言，老兄何妨上个折子。”

　　潘祖荫听他的话，果然上了个折子，铺叙他的功绩以后，作了个结论：“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”。咸丰一看，为之动容，当即传旨问曾国藩，左宗棠是仍旧在湖南好呢？还是调到曾国藩大营中，以便尽其所长。曾国藩回奏，左宗棠“刚明耐苦，晓畅兵机”。于是奉旨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。

　　左宗棠因祸得福，多亏得潘祖荫、郭嵩焘，但他对潘、郭的态度，大不相同。左宗棠除了“三节两寿”必送一份极厚的礼金以外，知道潘祖荫好收藏金石碑版，当陕甘总督时，凡是关中有新出土的碑，初拓本一定专差继送潘祖荫，有时甚至连原碑都送到潘家。

　　郭嵩焘是在洪杨平后，奉旨出任广东巡抚，两广总督名瑞麟，与巡抚同驻广州；“督抚同城”，常不和睦，瑞麟贪而无能，但为内务府出身，有事可直接诉诸两宫太后，靠山很硬，所以郭嵩焘深受其掣肘之苦而无可如何。

　　哪知处境本已很难的郭嵩焘，万想不到多年好友，且曾加以援手的左宗棠会跟他为难，为了协饷，除致函指责以外，且四次上奏折，指摘郭嵩焘，措施如何不然。郭、左失和的原因，有种种传说，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，当郭嵩焘放广东巡抚时，湘阴文庙忽产灵芝；郭嵩焘的胞弟郭昆焘写信给老兄，以为是他开府的吉兆。左宗棠得知其事，大为不悦，说“文庙产灵芝，如果是吉兆，亦当应在我封爵一事上面，与郭家何干？”由此生了意见。

　　其实，湘阴文庙产灵芝，是常有之事，左宗棠亦不致小气到连这种事都要争。真正的原因是，洪杨军兴以后，带兵大员，就地筹饷，真所谓“有土斯有财”。李鸿章最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始终霸住江苏，尤其是上海这个地盘不放；左宗棠却只得浙江一省，每苦不足，看出广东是大有生发之地，所以狠狠心不顾盛谊友情，一再攻讦郭嵩焘。最后终于如愿以偿，由他的大将蒋益澧接了郭嵩焘的手。不过蒋益澧的广东巡抚，干不多久就被调走了。

　　郭嵩焘因此郁郁不得志。光绪建元，起用在籍大员，他跟曾国荃同被征召至京，曾国荃放了陕西巡抚，因为不愿与陕甘总督左宗棠共事，改任河东河道总督；郭嵩焘则奉派为福建按察史；这在当过巡抚的人来说，是很委屈的，不过他还是接了事。不久，诏命开缺，以侍郎候补，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。

　　其时云南发生英国公使翻译马嘉理，赴滇缅边境迎接来自印度的探险家，不意为官兵所戕，因而引起很严重的交涉。英国公使威妥玛表示，郭嵩焘出使英国，如果在国书上表明中国认错字样，可即赴任，否则应候云南案结后再赴英国。总署诸大臣都认为中国不能认错，郭嵩焘亦就不能出国；奉旨署理兵部侍郎，并在总署行走。

　　郭嵩焘对办洋务，一面主张公平合理，认为非此不足以折服洋人。他认为马嘉理被戕一案，云南巡抚岑毓英不能说没有责任，当案发以后，意存掩护，又不查明杀害情由，据实奏报，一味诿罪于深山中的野人。而朝中士大夫又因为官兵所杀的是洋人，群起袒护岑毓英，以至于英国更觉不平，态度亦日趋强硬。这件纠纷固结不解，全由不讲公平、不讲事理之故，因而奉命入总署之日，便单衔上奏，请旨“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处，交部严加议处，以为恃虚骄之气，而不务沉心观理、考察详情，以贻累国家者戒。”

　　郭嵩焘平时讲洋务，本已为守旧的“卫道君子”所不满；如今居然参劾杀洋的岑毓英，在他们看，显然是私通外国，因而引起了公愤，连他平素往来密切的朋友、门生，对他亦很不谅解，湖南则有许多人不认他是同乡。此外京师有人做了一副对联骂他：“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不容于尧舜之世；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”

　　到得第二年七月底，中英订立烟台条约，“滇案”解决；郭嵩焘可以启程赴英国了，当时称为“放洋”；而“放洋”以前又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。

　　有个广东人叫刘锡鸿，原任刑部员外郎；此人是郭嵩焘在广东的旧识，谈起洋务来，颇为投机。此时希望跟郭嵩焘一起放洋。但谈洋务是一回事，办洋务又是一回事，郭嵩焘认为刘锡鸿脾气太刚、好意气用事，而办洋务是“水磨工夫”，颇不相宜。哪知刘锡鸿不死心，托出郭嵩焘的一个好友朱孙诒来关说。朱孙诒向郭嵩焘说：“你批评他不宜办洋务的话，我都跟他说了，他亦很有自知之明，表示一切不问，你只当带一个可以谈谈，以解异国寂寞的朋友好了。”

　　听得这样说，郭嵩焘可怜刘锡鸿穷困不得意，便上奏保他充任参赞。刘锡鸿是个司员，而且只是六品的员外郎，论资格只能当参赞。

　　不过上谕下来，竟是“刑部员外郎刘锡鸿着即开缺。以五品京堂候补，并加三品衔，充出使英国副使。”这种例子，殊为少见；其中有个内幕，军机大臣李鸿藻对郭嵩焘的态度，有些怀疑，怕他出使后，处处帮英国人讲话，因而提拔刘锡鸿，以副使的身分去箝制正使。

　　这刘锡鸿是个不明事理的人，以为李鸿藻派他去当“打手”，所以谢恩以后，便去看郭嵩焘，责问他为何不保他当副使而当参赞？说他不够朋友，另外还有很难听的话，等于是骂了郭嵩焘一顿。

　　郭嵩寿气得半死，总是遇到这种恩将仇报的人，只好自怨命中注定。后来刘锡鸿果然处处跟他为难，而且大吵大闹，不顾体统，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，形容共事为“鬼嗥于室，狐啸于梁”，公使馆的上下不安，可想而知。

　　其时刘锡鸿已调充驻德公使，可以单衔上奏，彼此互劾，而由于刘锡鸿有李鸿藻撑腰，占了上风。李鸿藻的门下，赫赫有名的“翰林四谏”之一张佩纶，上奏“请撤回驻英使臣。”郭嵩焘大为泄气，一再求去，终于在光绪五年七月改派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接替郭嵩焘，不过刘锡鸿亦同时垮台，改派郭嵩焘所欣赏的李凤苞使德。这是李鸿章力争的结果。

　　郭嵩焘在英国博得极好的声望，所以于郭之去，多表惋惜。郭嵩焘原配早死，继室下堂，只带了个姓梁的姨太太赵英，照她的身分是不能觐见维多利亚女王的，竟亦破例特许。但在英国如此，回国后郭嵩焘自知李鸿藻这班人不会放过他，而且已六十二岁，因而决意引退，一到上海即称病，不回京复命，而请开缺，终得如愿以偿，回湖南后住在长沙。身虽在野，并不消极，关于时政，特别是洋务方面，常跟李鸿章，曾国荃书信往来，细作讨论。日子过得也还闲适。

　　这一年──光绪七年，郭嵩焘年初年尾有两件比较快意之事，一件是二月间，调回国充任通政使司参议的刘锡鸿，因为李鸿章敲掉了他的“洋饭碗”记恨在心，奏劾李鸿章跋扈不臣，俨然帝制。李鸿章正在红的时候，刘锡鸿自不量力，出以此举，自然是自讨没趣，上谕斥责其“信口诬蔑，交部议处。”结果竟落得个革职的处分。

　　再一件就是左宗棠来拜访。排扬阔极，顶马、跟马、高脚牌，前呼后拥一顶绿呢大轿，内中坐的是头戴宝石顶、双眼花翎，身穿四开禊袍黄马褂，鼻架一副大墨晶镜的东阁大学士恪靖侯。首府长沙知府及首县长沙县，早就在郭嵩焘家附近，清道等候；湖南省的藩、两司、修补道等等，亦来站班。可是郭家双扉紧闭，拒而不纳，左宗棠只好在大门口下轿，由戴红顶子的“材官”上门投帖。

　　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郭家门上到左宗棠面前，打千说道：“请大人回驾。”

　　左宗棠早已料到有此一着，一点都不生气，和颜悦色地答说：“你跟你家老爷去回，说我是来看五十年的故人；便衣不恭敬，所以穿了官服来的。”

　　门上一进去，久无消息；首县看“爵相”下不了台，硬闯进去跟郭嵩焘打躬作揖，说是如果不见，全城文武亦都僵在那里了。请他体恤下情。总算说动了郭嵩焘，开正门迎接，不过他自己只是站在大厅上等候。

　　“老哥！”左宗棠见面便说：“宗棠无状，特来请罪。”接着，拂一拂马蹄袖，捞起四开禊袍下摆，跪了下去。“不敢，不敢！”郭嵩焘也只好下跪答礼。

　　随从官员，将主客二人都搀扶了起来，左宗棠便自责当年的不是；也不解释是为了军饷，“有土斯有财”的缘故，只连声：“是我该死，是我荒唐。”

　　左宗棠一向健谈，谈西征、谈边防、谈京里的新闻；又从曾国藩谈起往事，一直到中午都没有告辞的意思，郭嵩焘也不便像督抚会客那样“端茶碗送客”，便只好留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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