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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第一册 第一章 出将入相】

  光绪七年三月初七,胡雪岩终于践约抵达北京。同行的有两个洋人,一个是在华经商多年,泰来洋行的经理,德国人福克;一个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代表凯密伦。

  由于这年天气格外冷,天津海口尚未解冻,所以胡雪岩是从陆路来的,浩浩荡荡十几辆车,一进右安门,直投前门外草厂十条胡同阜康福钱庄。为了接待东家,“大伙”汪惟贤十天以前就预备好了;车队一到,胡雪岩与他的客人,还有古应春与办笔墨的杨师爷,被接入客厅,特为挑出来的四名伶俐的学徒,倒脸水倒茶,忙个不停。胡雪岩是汪惟贤亲自照料,一面伺候,一面问讯旅况。

  乱过一阵,坐定下来;胡雪岩贴身小厮之一的保福,捧着金水烟袋来为胡雪岩装烟;同时悄声说道:“张姨太已经打发丫头来催请了。”

  “现在哪里有工夫?”话中似嫌张姨娘不懂事。

  保福不作声,只望着屏风后面一个十六、七岁的丫头摇一摇手,表示胡雪岩还不能进去──由南到北,通都大邑中,有阜康钱庄,就有胡雪岩的一处“行馆”;大多有女主人,住在阜康福后进的张姨娘,不甚得宠,所以胡雪岩有这种语气。

  “大先生,”汪惟贤来请示:“是用中菜,还是大菜?”紧接着又表功:“恐怕两位外国客人吃不来中菜,特为跟文大人借了个做大菜的厨子,都预备好了。”

  所谓“文大人”,指的是刑部尚书文煜,他是正蓝旗的满洲人,同治七年出任福州将军。清兵入关,在冲要之地设有驻防的将军坐镇,其中福州将军因为兼管闽海关之故,是有名的肥缺;文煜一干十年,宦囊极丰,有上百万的款子,存在阜康。汪惟贤知道胡雪岩跟他是在福州的旧识,交情甚厚,所以不嫌冒昧,借了他从福州带来的会做大菜──西餐的厨子,来接待福克与凯密伦。

  既然预备好了,自然是吃大菜。胡雪岩本有些话要问汪惟贤,但因他也是主人的身分,按西洋规矩,与汪惟贤分坐长餐桌的两端,不便交谈。直到饭罢,两洋客由阜康福中会说英语的伙计陪着去观光大栅栏以后,胡雪岩才能跟汪惟贤谈正事。

  正事中最要紧的一件,便是他此行的任务,跟左宗棠谈一笔三、四百万两银子的借款。胡雪岩急于想知道的是,左宗棠入朝以后的境遇,“圣眷”是否仍如以前之隆;与两王──掌枢的恭亲王及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的关系;以及在军机中的地位等等,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,他才能决定哪些话可以说,哪些事不必谈。

  “我看左大人在京里顿不长的。”汪惟贤也是杭州人,跟东家打乡谈,“待不长”称之为“顿不长”;使得胡雪岩大吃一惊。

  “为啥顿不长?”

  “还不是他的‘沃不烂、煮不熟’的老脾气又发作了。”

  “沃不烂、煮不熟”也是杭州的俚语,有刚愎自用之意。接着,汪惟贤举左宗棠在军机处议俄约及“海防”一事,来支持他的看法。

  原来新疆回乱一起,俄国以保侨为名,出兵占领了伊犁,扬言暂时接管,回乱一平,即当交还中国,及至左宗棠西征,先后克复乌鲁木齐、吐鲁番等重镇,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,开始议及规复伊犁,要求俄国实践诺言,而俄国推三阻四,久假不归的本意,逐渐暴露。于是左宗棠挟兵力以争,相持不下;这样到了光绪四年秋天,朝议决定循正式外交途径以求了结,特派左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,又赏内大臣衔,为与俄议约的全权大臣,许他便宜行事。

  这年腊月,崇厚取道法德两国,抵达俄京圣彼得堡,立即与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展开谈判。谈了半年才定议,而且崇厚以“便宜行事”的“全权大臣”资格,在黑海附近的赖伐第亚,签订了“中俄返还伊犁条约”,内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予俄;增开通商口岸多处;许俄人通商西安、汉中、以及松花江至伯都讷贸易自由。

  消息传回国内,舆论大哗,痛责崇厚丧权辱国。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,是因为背后有两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,一个是军机大臣沈桂芬,他是朝中足以与“北派”领袖李鸿藻抗衡的“南派”领袖,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。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,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标榜,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,已根深柢固,难以摇撼。在议约的半年中,崇厚随时函商,获得沈、李二人的同意,才敢放心签约;而且未经请旨,即起程回国,留参赞邵友濂署理出使大臣。

  沈桂芬、李鸿章虽都赞成伊犁条约而动机不同。沈桂芬是因为僵持的局面持续,朝廷既不能不派重兵防守,左宗棠的洋债就不能不借,长此以往,浩繁的军费会搞得民穷财尽,用心可说是委曲求全。

  李鸿章就不同了,多少是有私心的,第一、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,一旦开战,俄国出动海军,必攻天津,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,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;其次,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,自非李鸿章所乐见,伊犁事件一结束,左宗棠班师还朝,那就无异解甲归田了。

  无奈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不高明,两宫震怒,士林痛诋,连恭王与沈桂芬主持的总署─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诸大臣,亦觉得过于委屈,有改议的必要。

  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候谕旨,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,开缺交部严加议处。所议的俄约,交六部九卿、翰詹科道妥议具奏。这就是所谓“廷议”。

  廷议的结果,崇厚所签的条约,无一可许,两宫因而如开“御前会议”,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,加以“翰林四谏”中的宝连与黄体芳,上奏力攻崇厚而且语中侵及李鸿章与恭王;这一来,崇厚便免不了革职拿问,交刑部议罪,虽非锒铛入狱,而软禁在刑部提牢司的“火房”中,这度日如年的况味,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  此举是抵触“万国公法”的,各国公使,群起抗议,但朝廷不为所动,一面派使英兼使法的钦差大臣、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兼使俄,谋求改约;一面将崇厚定了“斩监”的罪名。不过,朝廷并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意愿,备战以外,由李鸿章策动英、法、德三国公使,出面调停;免了崇厚的死刑,但仍监禁,然后曾纪泽才在光绪六年六月,由伦敦动身赴俄。

  交涉开始之时不会顺利,是可想而知的。幸而曾纪泽不愧名父之子,运用他对“万国公法”的知识、出使的经验及关系,促请英、法驻俄公使的协助,在左宗棠到京的前两天,与格尔思改定了约稿,伊犁收回;嘉峪通商,不明定可通至某处;松花江通航取消;只是赔偿军费增加四百万卢布,共为九百万。

  当中俄关系紧张时,李鸿章提出“海防论”的主张,与左宗棠的“陆防论”针锋相对。及至左宗棠到京入军机,先议俄约,由于曾纪泽挽回利权之多,超过朝野的期望,左宗棠亦表示满意,无甚争执;后议李鸿章“海防”的计划,他的话就多了,由海防谈到陆防;一转而为西陲的形势,与他在新疆用兵的经过,滔滔不绝,目无余子,军机处只听得他一个人又说又笑,“礼绝百僚”的恭王,默坐一两个时辰,连句话都插不上。

  “大先生你想,”汪惟贤说:“不要说恭王,哪个都吃不消他。恭王忍了又忍,忍到后来,索性要军机章京把原折收了起来,不议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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