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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二

仲四心想，强永年果真厉害，大概已从他的脸上，看出他心里在琢磨的念头，所以有这样的语气。既然如此，不管办得到、办不到，不妨先谈一谈。 　　于是他细想一想问道：“你刚才说结案的意思是，就这么不声不响地了结了这一案；不过牵涉在这一案的人，就此下落不明了。” 　　“是的。” 　　“那意思是说，把这件案给‘淹’了？” 　　“是的。” 　　“那末，咱们就算大瑞已经‘淹’了，怎么样？” 　　这话不但强永年，连王达臣亦都不解；两人只是望着他发楞，期待他进一步解说。 　　“我的意思是，既然这一案的人，不是明正典刑，那末死不死都一样；不死，只要隐姓埋名，就像天下没有这个人一样，不就跟已经死了一样吗？” 　　“嗯、嗯，”强永年深深点头，“仲四哥的话有点意思了。请你再往下说。” 　　“一句话，咱们来个掉包。” 　　“怎么叫掉包？”强永年问：“是把大瑞换出来。” 　　“不是把大瑞换出来；是找个大瑞的尸首换进去。” 　　“对！”王达臣突然兴奋了，“这可是个高招。强二爷，这可得你出大力帮忙了。” 　　“出大力不用说。不过——”强永年沉吟了好一会，抬眼问说：“仲四哥，你总已经想过，该怎么样换进去？” 　　“这可就要请教强二哥了，我不大懂臬台衙门的规矩；也不知道马老爷的交情，跟强二哥深到甚么程度？不过，有件事，我可以办得到，要找个尸首，冒充已死的冯大瑞，在验尸的官儿面前过关；这个，归我。” 　　“那末，余下的事是归我了？”强永年说：“第一、是把死的冯大瑞换进去；第二、是把活的冯大瑞换出来。是不是这样？” 　　“对！”仲四转脸对王达臣说：“如果能让大瑞活着出来，以后隐姓埋名，再别露真相，这件事你办得到不？办不到趁早说，不然会害苦了强二爷跟马老爷。” 　　“办得到、办得到。”王达臣毫不考虑地答说。 　　“能活着出来，甚么都好办。归我的两件事，我老实说，此刻一点儿把握都没有；我只能说：我一定尽力去办。第一步先要打听。”强永年接着又说：“这会儿谈的，都是最坏的打算；也许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。” 　　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了；王达臣便问：“强二爷，咱们怎么样再碰头？” 　　“你来！”强永年毫不迟疑地，“你到沧州来。” 　　“那一天？” 　　“早来没有用，你歇个三、四天来，事情怎么样，大致有眉目了。” 　　＊ ＊ ＊ 　　定了约会，强永年告辞而去。王达臣关怀冯大瑞的生死，自然还要跟仲四细谈此事；他回想在沧州跟强家父子与冯大瑞盘桓的光景，记起强士杰曾一再表示“在劫难逃”，似乎早就知道冯大瑞有此下场，越发忧心忡忡；因而对仲四提出来的那个“掉包”的办法，寄望也就越发殷切了。 　　“仲四爷，咱们得好好儿琢磨一下，怎么样能将大瑞换出来？”他问：“以前有过这样的事没有？” 　　“自然有。不然我那会凭空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？” 　　听说有成例可仿，王达臣大感兴奋，“是怎么回事？”他急急问说，“你得仔仔细细告诉我。” 　　“这句话整整二十年了！事情出在扬州；那年我十九岁，案子记得很清楚——” 　　生长扬州的仲四，谈的是一件科场案。康熙五十年辛卯，江南乡试发榜，舆论大哗，说有弊端；首先发难的是苏州士子，做了副谐联，传递江南，道是“左丘明有眼无珠；赵子龙一身是胆。”上联讥嘲正主考副都御史左必蕃不胜衡文之任；下联指副主考翰林院编修赵晋，“一身是胆”这四个字用在此处，可就太严重了。于是左必蕃、赵晋上了个奏折，说“臣典试江南，撤闱后闻舆论喧传，有句容县知县王曰俞所荐之吴泌；山阳县知县方名所荐之程光奎皆不通文理之人。臣不胜骇愕！或系传递代作文字；或与房官打通关节，亦未可定。祈将新中举人吴泌、程光奎，或提至京覆试，或发督抚严讯，以正国法，而肃科场。”奉旨派出差在江南的户部尚书张鹏翮，会同两江总督、江苏巡抚“在扬州地方彻底详察，严加审明；左必蕃、赵晋俱着解任，发往质审。” 　　这件案子审到康熙五十一年夏天，张鹏翮打算含糊了结，奏请将副主考赵晋、同考官王曰俞、方名，革职充军。赵晋的名声甚坏，是连皇帝都知道的，认为其中的情弊，尚未审明；同时另外接到苏州织造李煦的密报，知道江南百姓对张鹏翮颇为不满，因而特派钦差两员一满一汉两尚书，户部的穆和伦与工部的张廷枢到扬州，重新开审。 　　这一回是审明白了。赵晋确有贿卖关节的情弊；穆和伦、张廷枢所拟的罪名是斩监候——这是帮赵晋的忙，因为出奏已在五十一年十月，过了“热审”时期，照例并入明年“勾决”，而明年是皇帝六十万寿，必然“停勾”；斩监候的犯人，至少可以活到康熙五十三年秋天，在这两年之中，或许可以想得出一个保住性命的办法，亦未可知。 　　那知到交九卿议奏时，因为最早的上谕有“赵晋行止不端，举国无不知者”的话，大家为了“迎合上意”，竟援顺治十四年江南科场案的前例，将赵晋改为斩立决。这是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底的决定；这年虽为皇帝六十大庆；但在他三月十八生日以前，并非不可行刑，只等“钉封文书”一到，赵晋便要明正典刑了。 　　幸好，紧接着来了一道部文，本年皇帝六旬万寿停刑；赵晋多活了一年。到得康熙五十三年甲午，皇帝花甲重周，六部九卿合词上奏，说“皇上以天地生成之心为心，每遇谳奏命案，再三审订，曲加矜恤；五十余年间仁恩宽宥者不可胜计，是以太和洋溢，详瑞迭见。今岁在甲午，乃皇上圣诞本命之年，请以康熙五十三年立决重案，缓至五十四年行决；军流以下人犯，除情由可恶外，平常罪犯，酌其轻重，量予减等。”似乎赵晋又有了生机。 　　那知皇帝考虑下来，认为“此事关系甚大，所犯轻罪犹可；犯十大恶，凶乱之人，情实即宜正法，应再议具奏”。朝中大臣原是怕皇帝有甚么忌讳；既然皇帝并无所嫌，便即议定：“凡一应立决人犯，俱系情罪重大之人，不便停决。”这一下，赵晋是死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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