秣陵春(9)_高阳

九

　　“睡呢？”

　　“自然比大爷在家的时候，睡得早。”

　　“我不是说睡得迟早，是睡得好不好？”

　　“那要看天气。天气太热，就睡不好了。”

　　“那是一定的。”李鼎好整以暇地剥着指甲说：“家里事情多不多？”

　　“不多。”珊珠又加了一句：“这个夏天，老爷的应酬也少。”

　　鼎大奶奶当家，顶操心的一件事，就是应酬。亲友婚丧喜庆，要看交情厚薄，打点送礼；逢年过节，南北两京总有七八十家礼尚往来，尤其是年下，还有二、三十家境况艰窘的族人亲戚等着馈岁，一个腊月，能忙得她连说句闲话的工夫都没有。此外若有南来北往的官眷，至少也得上船叙一叙寒温，送几样路菜，虽是交代一句话的事，但少这么一句话，也许就得罪了人。至于逢到李煦请客，更是里里外外，非她亲自检点不可。妻子持家之累，是李鼎所深知的；但不胜负荷之感，不起于前两年，而起于这两年家境较差，门庭渐冷，尤其是在夏天应酬不多之时，岂不可怪？

　　由珊珠的这句话，李鼎觉得已可认定，妻子遗书中的话，不尽不实；不过还有一点需要查证。

　　“大奶奶那个‘流红’的毛病，犯了没有？”

　　“那得问她！”

　　她是瑶珠，专司浣涤之事。瑶珠也知道主人问这句话，自有道理，但不知道该说真话，还是撒谎；因而楞在那里，无从回答。

　　“你没有听清楚吗？”李鼎追问着：“大奶奶流红的毛病犯了没有？别人不知道，你管大奶奶换洗的衣服，总知道啊！”

　　瑶珠被逼不过，心想说实话，总比撒谎好；便答一声：“没有！”

　　这越发证实了遗书无一字真言。李鼎内心兴起了无名的恐惧；“叭哒”一声，失手将一只细瓷茶碗，打碎在地上。

　　两个丫头赶紧收拾干净；然后为李鼎铺床，希望他不再多问，早早上床。

　　这本来是琪珠的职司；李鼎便问道：“琪珠是怎么死的？”

　　“听说是自己投在荷花池里寻的死。”

　　瑶珠的那个“死”字还不曾出口，珊珠已恶声呵斥：“甚么叫听说？千真万确的事！你不会说话就少开口，没有人当你哑巴！”

　　李鼎奇怪！珊珠的火气何以这么大？

　　多想一想明白了，必是有人关照过：等大爷回来，提到那件事，你们可别胡乱说话！

　　意会到此，索性不问。他觉得知道的事已经够多了；需要好好想一想，才能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？

　　他在想，妻子随和宽厚，生性好强；不是那种心地狭隘，一遇不如意就只会朝坏处去想，以致钻入牛角尖不能自拔的女子；所以若说她会自尽，必有一个非死不可的缘故！

　　得找个甚么人谈谈？此念一动，不由得想起一个人。

　　此人可以说是个怪人；他是李鼎五服以外的族兄，名叫李绅，画得一笔好花卉，写得一手好小楷，但从不与李煦的那班清客交往。

　　事实上，全家上下，包括织造衙门的那班官员及有身分的工匠在内，能跟他说得上话的，不到十个人；大家都说他性情乖僻，动辄白眼向人，敬而远之为妙。

　　然而他跟李鼎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。这因为他是看着李鼎长大的；他五十未娶，一个人住在邻近家塾的一座小院子里。李鼎只要一放了学，一定去找这个“绅哥”。

　　在李鼎十三岁那年，李煦奉旨刊刻御制诗文集及佩文韵府等书，将李绅派到扬州，照料书局；一去数年，再回苏州时，李鼎已成了一名挥金如土的纨袴，声色犬马，无所不喜；光是搞一个戏班子，添行头、制“砌末”、请教师，就花了三万银子。

　　李鼎倒还不忘小时候的情分，依旧“绅哥、绅哥”地叫得很亲热；李绅待他，亦一如从前，不过，只要李鼎提到“请你看看我新排的‘长生殿’”；或者，“有几个在一起玩的朋友，想请一请绅哥”，他总是虎起了脸，声冷如铁地答一句：“我不去！”

　　碰过几个钉子，李鼎再也不会自讨没趣了。但是就像小时候闯了祸总是向“绅哥”求援那样；遇到疑难之时，不期而然地会想起李绅，而且一席倾谈，亦每每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。放着这样一个智囊，如何不赶紧去求教？

　　于是李鼎唤来珊珠：“你到中门上传话给吴嬷嬷，让她告诉小厨房，不拘甚么现成的东西，备几个碟子送到芹香书屋绅二爷那里。”他格外叮嘱：“多带好酒！”

　　“怎么？”珊珠问道：“大爷要跟绅二爷去喝酒？”

　　“嗯？！”李鼎答说：“心里闷不过，找绅二爷去聊聊。你先去；顺便告诉吴嬷嬷把东边的角门打开。”

　　等珊珠一走，李鼎换了衣服；又开箱子找出一瓶“酸味洋烟”，叫值夜的老婆子点上灯笼，送到东角门；吴嬷嬷已手持一大串钥匙，带着人在那里等着了。

　　“大爷刚回来，又折腾了这么一天。依我说，该早早安置；就明天去看绅二爷也不迟。”

　　“是的。”李鼎略略陪着笑说：“实在是睡不着，跟绅二爷喝着酒聊一会儿；人倦了，反倒能骗个好觉。”

　　“可别喝醉了！”吴嬷嬷说：“大奶奶这一走，老爷就跟折了一条膀子一样；往后都得靠大爷替老爷分劳，千万想着，要自己保重。”

　　“嬷嬷说得是！”

　　原来李、曹两家都是“包衣”；这句满州话的意思是“家里的”，说实了就是“奴才”。不过李、曹两家上代的运气都不算太坏，前明万历年间，为“破边墙”南下的八旗劲卒从山东、河北掳掠到关外，拨在正白旗内。这一旗的旗主是睿亲王多尔衮；一片石大破李自成，首先入关，占领北京；正白旗包衣捷足先登，接收了明朝宦官所留下来的十二监、四司、八局共二十四衙门。及至多尔衮身死无子，正白旗收归天子自将，与正黄、镶黄并称为上三旗，而在上三旗包衣为主所组成的内务府中，始终以正白旗的势力最大；因缘时会，常居要津，外放的官员以家臣的身分，品级虽低，却能专折言事，因而得与督抚平起平坐。但是说到头来，毕竟不脱“奴才”的身分。若是下五旗的包衣，那怕出将入相、位极人臣，遇到旗主家的红白喜事，一样也要易朝服为青衣，或为执帖的舆台，或为司鼓的门吏。

　　因此，在李、曹两家便有与众不同的忌讳；与众不同的家规。“奴才”二字轻易出不得口；年长的老仆，特受礼遇，隐隐有管束小主人的责任及权柄，是故吴嬷嬷说这一番告诫的话，李鼎即或心中不快，表面上还得装出虚心受教的样子。

　　“大爷甚么时候回来？”吴嬷嬷又问：“我好叫人等门。”

　　李鼎心想，这一谈不知会到甚么时候；便即答说：“我跟绅二爷五个多月不见，他不会放我早回来的。索性不必等门了，我就睡在他那儿好了。”

　　“也好！不过可别睡过了头，忘了一早到西院去请安；老太太不见大爷，会派人来找。”

　　“是了！你请赶快回去睡吧！别招了凉。”说完，李鼎提着灯笼，出了东角门。

　　走到一半，他的一个小厮柱子得信赶了来，接下灯笼领路；横穿两排房子，来到最偏东的芹香书屋，绕回廊往北一拐，尽头处有道门，里面三间平房、一个小天井，就是李绅的住处。

　　柱子拍了两下门；稍停有人问道：“谁啊？”

　　“是小福儿不是？我是柱子。我大爷来看二爷。”

　　“喔！”门启处，李绅的小厮小福儿擎着手照笑嘻嘻地说：“听说大爷回来了！请里面坐。”

　　“你家二爷呢？”李鼎一面踏进门槛，一面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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