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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二〇五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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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点，日本的领导阶层，感到非常欣慰，不过，日本对苏俄仍旧有许多顾忌，唯恐失欢；譬如日本与英国的关系，一向密切，本可单独展开对英外交；亦是怕苏俄因此而有不满，不敢进行。同样地对中国亦复有些苦衷。 近卫又说：日本政府决心履行波兹坦宣言的要求，只是在程度上有极大的差异；中、美、英、苏当然希望充分履行，而日本的国力太弱，希望实行此一宣言的最小程度。 由于有此距离，将来日本政府一定会产生许多难题，导致内阁的不断更迭；政治上的不安定，是否会发展为“向上之革命”，最后危及日本的国体。如果不幸有此一日，对中国亦未必有利。 接着，近卫又谈到日本当前的两大难关，一是日本每年缺乏食米三千万石；二是解甲归来的军人都失了业，在日本的政治、社会上，将构成极大的威胁。 这一席密谈，历时两小时又半。近卫虽未明言，希望陈公博能将他的意见，反映给蒋委员长；但意思是很明显的。陈公博虽不能期望还能面见领袖；但至少还可以通过何应钦上书。因而慨然承诺，他一定会将近卫的意见，作很慎重的处理。 就在近卫辞去不久，小川哲雄气急败坏地赶到，他劝陈公博留在日本，说上海、南京等地的肃奸工作，已在九月二十七日全面展开；陈公博一飞回去，必难幸免。他说他已经在东京、奈良、别府、鸟取四个地方，找好了隐秘可靠的藏匿地点；而且准备了足够的粮食，不妨暂时隐居个一年半载，看情势再定进止。 陈公博很感激小川的好意，尤其那时的粮食，极度缺乏；像他们一行七众作为外务省的贵宾，每三天配给一次食物、副食经常是几尾小鱼，难得有一次猪肉或牛肉；白糖则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仅配给过两次。而小川居然能在四个地方为他们准备了足够食物，可想而知费了多大的心血！ ＊ ＊ ＊ 这个位于南市火车站附近的看守所，本是烟犯拘留所，设备当然很差，但另外有“优待所”，一个是愚园路原来吴四宝的住宅；一个是福履理路“上海市警察局局长”卢英的寓所，卢英字楚僧，因而题其所居为“楚园”。关在这两处的汪政府“要员”，回想当年吴四宝、卢英夜夜元宵、金迷纸醉的往事；真有浑如梦幻之感。 在楚园中最受优待的有三个人，一个是逃到苏州却不能为任援道所庇护的梁鸿志，独居一间，并准他的姨太太每天早至晚归，来照料他；一个是盛宣怀的侄子，获得日人赋予鸦片专卖特权，人称盛老三之盛幼庵；年已七十余岁，鸦片大瘾，如果勒令戒除，势必不能伏法，因而特准他携带烟具，日夜吞云吐雾。 再有一个便是缪斌。他到楚园时，已是岁暮天寒的腊月，在民国三十四年公布的“惩治汉奸条例”修正公布以后。不过他的仪态与神情，一点都不像被捕的汉奸，穿得毕挺的西装；外面一件水獭领，礼服呢的大衣；头上是丝绒礼帽，挟着一只鳄鱼皮的大皮包，鼓得高高地，想见其中的文件不少。 “雨农因为外面机关庞杂，怕我为别的机关误捉，反而费手脚；所以干脆让我到这里来避一避。” 他满面含笑地指着他的起包对熟人说：“这里面都是奉令工作的证据；我是绝对没有问题。” 楚园的羁客，的确以缪斌的态度最轻松，谈笑风生，豪饮健啖，不知羡煞了多少人。哪知好景不常，只过了三天；忽然移解到南京。上汽车时虽跟难友扬手挥别，但脸上已有些焦急的模样了。 缪斌移解到南京，也是住在“优待所”；地在城北住宅区的宁海路二十一号，战前本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官舍；汪政府时代为“特工总部”的“南京站”；这个部门当然为军统接收，宁海路二十一号改为“优待所”，而名义上称是“看守所”。 第一批被优待的“客人”是，由广州解到的陈璧君、褚民谊，以及陈璧君的亲属，包括一个两岁的小外孙女何冰冰在内，占了那里一座较小的后院；前院宽广，除了安顿由宪兵队移来的陈公博一行之外，还有梅思平、岑德广等等旧政府要员，以及由华北解来的王荫泰等人；最后则去了一趟重庆的周佛海、罗君强，丁默村亦送到这里来了。 缪斌未到之前，前院三楼，完全腾空；看守人员说不日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来住。大家都很奇怪，陈公博、周佛海、梅思平、陈璧君都在这里，还有甚么“特别重要”的人物？有人说笑话，也许是冈村宁次亦要来作客；万万想不到竟是缪斌。 初到时，对缪斌的优待还不止于独占层楼；而是布置看守所长的办公室作为卧室；随后方迁入三楼；一日三餐由何应钦的总部指定一家餐馆供应，四盘四碗一火锅，一个人据案大嚼。曾有人偷偷上楼去看他；他仍旧保持着乐观的态度，一定会在短期内释放。同时他也相信，“惩治汉奸条例”虽已修正公布；但凡在“优待所”的，政府一定会用政治手段解决。 不料缪斌却是首先由法律来解决的人；一天深夜起解，由设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审理，依法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 但也有人说，缪斌是个特例，因为他之被邀至日本作为和迫使者，本是买空卖空的勾当；他应该知道，胜利不仅在望，甚至可以说在握，此时与敌谈和，愚不可及。但日本既然求和心切，在情报工作上，正不妨加以利用，借机一窥日本大营的底蕴。缪斌却不能在这方面建功；反而向日本要人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，纪录在卷，为盟军当局发现以后，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交涉，开罗会议曾有不得与日本单独媾和的约定，所以关于缪斌的工作，要求提出解释，而缪斌之伏法，便是最明确的解释了。 事实上，被捕而被优待；优待之处又是军统的看守所，足见得戴雨农是主张政治解决的。但以敌伪时期，谁对抗战有过贡献，只有他最清楚；因而政治解决的原则，不易为法治派的人所接受；同时政治解决在技术上亦颇复杂，因而拖了下来。 一拖拖到三十五年三月十九，戴雨农由青岛飞南京，因专机撞山而殉难；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庞统死于落凤坡那样，戴雨农在南京板桥附近所撞的这座山，正叫戴山。 “雨农死了，我也完了！”周佛海的话，道出了每一个“汪政府要员”的心声。 于是很快地，南京宁海路二十一号和上海楚园的“禁囚”，分别被移送至南京的老虎桥监狱；上海的提篮桥监狱；以及苏州的狮子口监狱，而且分别以汉奸的罪名片诉。 自夏徂秋，一批一批地被枪决。死得都很从容，例外的两个人是，丁默村与无恶不作的、搞“黄道会”的常玉清。 丁默村在老虎桥监狱，一闻执行命令，原本苍白的脸色，更白得可怕；检察官作最后询问时，他已入于休克的状态，因而无只字遗言。常玉清在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时，大声疾呼：“我还在上诉，我还在上诉。”其实上诉已经驳回了，只是不肯死而已。 于是动员了七八名法警，才能将他四百磅的身体搬动，他只是赖在地上不肯走；半推半拉地到得甬道中途，又赖倒在地，这一下却是起不来了，活活吓死在那里。但依法还是执行；就在当地打了几枪，确定已经毙命，方始将那个臭皮囊拖了出去。 死得最象样的是陈公博。那天是端午，上午八点多钟，他应典狱长之请，在写一副对联：“大海有真能容之量；明月以不常满为心”，快写完时，发现身后站着几名法警。 “是不是要执行了？”他问。 “是。”警长很吃力地答了一个字。 “那么，请劳驾等几分钟，让我把对联写完。” 写完最后三个字，题了上下款；他又要求回囚室收拾衣物，穿上一件蓝布大褂，到同判死刑的褚民谊，和被判无期徒刑的陈璧君那里诀别。 然后应讯写遗书，一封致家属，一封上当道。时将正午，方始毕事；向法官、书记官、法警分别道谢，才散步似地走向刑场。 “请多帮忙。”走到半路，他回头向行刑的法警说：“给我个干净利落。” 法警不作声，等他又走了几步；突然一枪，子弹贯胸而过，人向前扑，气绝身亡。 不死的是周佛海，由死刑特赦为无期徒刑；这已是三十六年三月间的事了。 他被监禁在南京老虎桥监狱，同囚的有他关系最密切的两个，一个是罗君强；一个是他内弟杨惺华，交大土木系毕业生，当周佛海“组府”时，他只二十六岁，在内地做一个道路工程的测绘员；跟着他叫做“哥哥”的姊夫到了南京，先被派为财政部总务司长；又兼“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”，是上海声色场中有名的阔客。 这两个由周佛海一手提拔；平时亦视周佛海为恩人的人，这时却不约而同地向周佛海横眉叱斥：“都是你害的！”到底是谁害的？粉墨模糊，全不分明。 （全书完）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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