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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七三


  这时他才吐露心里的话;原来他之怨怼政府,已非一日。起因于他的宝贝儿子张法尧;由于上海地方法院院长、女法官郑毓秀的影响,张啸林将他的独子送到法国去留学。张法尧是标准的花花大少,到了花都巴黎,花天酒地,自不待言;结交了一个好朋友,就是汪精卫的大儿子汪孟晋,也是个花花大少。汪精卫自奉甚俭,不会有钱供汪孟晋挥霍,但陈璧君自称“生下来就是有钱的”,可以尽量供给汪孟晋;当然,这是瞒着汪精卫的。

  张法尧与汪孟晋,一个老子多的是不义之财;一个是娘继承了丰厚的遗产,在巴黎成了“宝一对”。汪孟晋在法国买汽车,先问希特勒坐的是甚么车子?汽车商告诉他:“希特勒是德国的元首,自然坐德国出的宾士。”于是汪孟晋也要买宾士。张法尧坐汽车是另一套讲究,在设备上踵事增华,应有尽有之外,别出心裁,又加上许多花样;他那辆汽车在晚上开出来成了怪物,前后左右上下都是灯,杜月笙的外甥徐忠霖替他数过,一共有十八盏之多。

  张法尧在巴黎四五年,花了几十万;学成归国,满以为由推事而庭长,由庭长而院长,不过指顾间事。但政府正在励精图治之时,用这样一个花花大少作法官,且不说会不会因为张啸林的干预,贪赃枉法;起码那辆十八盏灯的汽车,就足以败坏司法风气而有余,所以根本不考虑用他。

  张法尧本人倒不觉得甚么,因为他知道一做了法官,私生活便须约束;不能花天酒地、从心所欲。但张啸林却大为不满,而且一直耿耿于怀。

  就由于这种心情,使得他倒行逆施;看看情况,张啸林是决无法挽回了,军统决定加以制裁。不过这个任务交给陈默,须顾虑到杜月笙不会同意——他跟张啸林到底共过患难也共过富贵;就“家门”的规矩而言,是很说不过去的。

  因此,这件事只有瞒着杜月笙做。这也是有前例可援的,北伐之初,汪寿华拚命拉拢杜月笙;而他的得力弟兄顾嘉棠、叶焯山等人,却已为杨虎及陈群说动了,决定“做掉”汪寿华。

  这天汪寿华又去看杜月笙,谈到中途,杜月笙发现大门外人影幢幢,心中一动,立即赶了出去;严词告诫顾、叶二人说:“不管怎么说,汪寿华是我的客人,你们在这里闹出甚么事来,教我怎么交代?如果你们要伤我的面子,交情就算完了。”

  顾嘉棠、叶焯山二人,异口同声答说:“不会,不会!”相偕退出——华格臬路杜张二家比屋而居,两家大门之外,是个院子;前面另有一道“总门”;总门之外即是马路,亦是杜月笙视线所不及;顾、叶二人便埋伏在总门外。

  等汪寿华告辞,出了总门;叶焯山右手握紧左臂,斜刺里向汪寿华的右肩一撞;等他站立不住,踉踉跄跄倒向一边时,顾嘉棠已从后面掐住他的脖子,推向一辆预先开好车门的汽车,疾驰而去。

  这一手做得干净俐落,了无痕迹,几秒钟之内,就把一件艰巨的工作,用最熟练的技巧给摆平了,这就显示了杜月笙身边的弟兄,不是没有两下子的,一切事情就决定于是否要干,若是动了手,没有不制伏的。

  当然,杜月笙即时就知道了;可是他不但没有责备之词,而且承认这样做法,有其必要。以昔例今,如果公然要求杜月笙同意制裁张啸林,是不可能的事;只有瞒着他做了下来,倒不见得不能获得他的心许。

  这个自行其是的原则是确定了;在做法上,仍不妨杀鸡骇猴,作为警告。这只待杀的鸡,便是俞叶封。

  二十八年阴历年底,新艳秋已经贴出唱“封箱戏”以前“临别纪念”的海报;聚日无多,俞叶封大着胆又出现在更新舞台的包厢中。陈默便悄悄地亲自策划,而且亲自带队,坐在俞叶封间壁的一个包厢;这天贴的又是《三堂会审》,俞振飞的王金龙正高坐堂室在审问苏三,全场鸦雀无声时,陈默将行动员的衣服拉了一把,示意是下手的时刻了。

  于是,行动员从大衣口袋中掏出手枪,双手环抱胸前,右手藏在左腋下,前面有左臂遮住,略瞄一眼,仍旧望着台上;暗中一扣板机,“砰”地一响,正中俞叶封的心脏,连“哎呀”一声都没有得出来,人已经倒在血泊中了。

  “几次三番劝他,”张啸林在万国殡仪馆挥泪长叹,“这个女的是白虎星君,碰不得的;硬是劝他不醒。六十多岁交墓库运,有啥话说?”

  由于张啸林认定俞叶封的送命,是遇见“白虎”之故;因而杀了这只“鸡”,并不能使张啸林这只老猴子迷途知返。不过生活方式变更了,白天深居不出,到了晚上才到设在大新公司五楼的一个俱乐部去赌钱、会客;同时又多用了几个保镳,出入共用三辆汽车,前后夹护,在车厢中亦是左右各坐一名保镳。陈默想要下手,非常困难。

  经过多次侦察,将他几条出入的路线都摸清楚了;陈默又利用杜月笙的关系,取得了法租界巡捕房几个高级探目的合作,终于策定了行动的计划。

  这天晚上七八点钟陈默正在扬子饭店跟几个朋友推牌九,接到一个电话,报告张啸林的踪迹;陈默随即提了一个小提琴的匣子,像个“洋琴鬼”的模样,赶到福煦路、成都路口、九星大戏院,已有接应的人,在那里等候了。

  过不久,只见三辆汽车首尾相接,风驰电掣般,由东而来,将到十字路口,绿灯变红灯,头一辆车过去了;张啸林所坐的第二辆车却被留了下来。

  于是陈默提着琴匣向前,很快地,匣出枪——对准张啸林的那辆黑色大轿车便扫。

  命是逃出来了,张啸林的胆子也吓破了,从此步门不出,躲在华格臬路住宅的三层楼上;终日吞云吐雾,找些最亲近、最信任得过的朋友和“弟佬”,来打打麻将摆摆摊。他本性好动,这种近乎幽居的生活,搞得他心烦意乱,五中不宁,脾气就越发暴躁了。

  其实他要解除心理上的困境,只在一念之间;只要派个人到一墙之隔的杜家,跟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家属说一声:“张伯伯想到香港走一趟!”作为回心转意,不再为虎作伥的表示,晚年仍可以过得很舒服的日子。但是,他办不到。

  第一、是他“死不卖账”的脾气害了他。杜、张两家原有一道中门相通,他早就片面地将通道门封闭了;现在要他将此门闭而复开,就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。何况,杜月笙几次相劝,其心如铁,及至机关枪一扫,反倒软下来了。这在“杭铁头”的张啸林看来,是最没面子的事,所以宁愿错到底亦不肯回头。

  第二、是他的徒子徒孙,利用日本人所赋予的特权,生意正做得热闹;如果张啸林一表示了转向的态度,不但生意做不成,很可能日本人会找麻烦。因此拚命拖住他的后腿,不容他“上岸”。

  另一方面,在军统与陈默,始终没有忘怀张啸林。由于他在上海的名气太大,所以九星戏院附近被刺未死这件事,知道的人很多,而且常挂在大家的口头上。渐渐地产生一种论调:“到底是三大亨之一;重庆来的地下工作人员,拿他毫无办法。”这种说法广泛流传开来,不但有伤军统的威望,而且铁血锄奸的惩警作用,也将大打折扣。所以非得想办法贯彻制裁的决定不可。

  情势是非常明显的,张啸林躲在三层楼上,有二十几个保镖分班守卫,除非能动用大批人马公然围捕,只凭少数两三个志士发动突击,是决难达成任务的。

  “外打进”既不可能;唯一的办法就是“里打出”!

  于是,细心谨慎地在张啸林的二十几个保镖中动脑筋;一直经过半年,方始有了眉目,但行动却须等待机会。这一次一定要像制裁俞叶封那样,一枪就要成功,一击不中,没有开第二枪的机会,而且“里打出”这个窍门一破,张啸林另作防范的部署以后,很可能永远都没有制裁他的机会了。因此受命行动的志士,一再受到叮嘱:“没有把握,决不要动手;动到手就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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