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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五

“是的。” 　　“没事我就要走了。”褚民谊说：“以后一切请你跟徐善伯疲劳。” 　　出了部长室，褚民谊又去看徐良，将私章交给他保管；随后又到各司的办公室去周旋了一番，离去时连声道“再见。”第一天上任，行径倒像卸任道别；许多人感觉到，是个外交不终的不祥之兆。 　　＊ ＊ ＊ 　　褚民谊是扬长而去了，由于他“失言”而可能引起的误会，却必须赶紧处理。汪记政府的一切对日交涉，大都透过影佐祯昭办理；为此，影佐还特地设立了一个特务机构，代号是“梅机关”。周隆庠此时就是找梅机关去接头。 　　几通电话打下来，觅得影佐的踪迹；他在周佛海的“财政部”部长室。于是周隆庠跟周佛海通了电话，将褚民谊信口所发的论调，以及可能引起的后果，作了扼要的陈述；然后提出他的看法，向周佛海征询意见。 　　“我同意你的办法；影佐在我这里，我请他马上处理。其实，民谊的话也没有错；只要作了解释，不致引起误会。”周佛海又说：“倒是有件事，跟外交部也有关系；我希望你立刻能来，一起跟影佐办交涉。” 　　“是！我马上来。”周隆庠说：“不过，能不能请你先把是件甚么事告诉我；我好准备。” 　　“解散‘兴亚建国运动’那件事。” 　　这件事周隆庠是很明了的。最初日本人所希望的汪记政府，能够“扩大基础”，容纳各党各派，造成一种各方面都期待“和平”的声势；使得国民政府不能不重视此种现实，从而放弃抗战到底的决策，出现日本所期盼的“全面和平”。 　　为了这个缘故，影佐决定找中国人组织一个变相的政党，支持这个“政党”参加新政府，一方面作为“扩大基础”的一部分；另一方面可以透过这一“傀儡政党”，去控制汪记政府的内部。不过，他自己不便出面来搞这件事；找了一个老朋友岩井英一来负责。 　　岩井英一出身于日本为了训练间谍而设立的上海“同文书院”，说得极好的一口中国话；汉文写作亦很能顺。当“一二八事变”前后，重光葵当上海总领事时，他以副领事的身份，担任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发言人，因此跟上海的新闻记者很热；同时跟好些情报贩子建立了关系。这时接受了影佐的委托，想起了一个人。 　　这个人本名袁学易，号逍遥，后来改了单名，叫做袁殊。他是湖北人，留学日本，精通日语；人又生得高不满五尺，看上去就更像日本人了。真所谓“矮子肚里疙瘩多”，他的神通确是很广大，那一个特殊的组织中，他都能插上一脚；岩井就因为他三教九流中都有朋友，才看中了他。 　　经过几次密谈，有了成议，配合军部正在要求设置的“兴亚院”，将这个组织称为“兴亚建国运动”；先由袁殊找人将“兴亚建国运动”的理论基础先建立起来，再招兵买马，正式推出。 　　这件事很快地让周佛海知道了。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船上，第一次开发起会议，他跟陈公博是十个代表中的两个；对于搞这套花样，敏感得很，不相信袁殊只是帮日本军部做事。再深入调查，发现袁殊所找来的重要助手之中，翁永清与刘慕清是共产党；陈孚木做过陈铭枢当交通部长时的政务次长，跟廖承志非常接近。这就使他怀疑“兴亚建国运动”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机构。 　　于是周佛海将丁默更找了去，要他抓袁殊；丁默更说，他跟吴醒亚是一起的，有“中统”的关系，他不能抓他。不但丁默更，连李士群也一向对“中统”另眼相看的，因为他们都是“中统”出身，旧日同僚自有香火之情；同时也是为自己留个退步。 　　“你知道不知道，”周佛海问说：“袁殊有四方面的关系：日本、中共、中统之外，还有军统？” 　　“我知道。”丁默更坦率答说。 　　“既然知道，我希望你即刻采取行动。” 　　于是袁殊以“军统”驻沪情报人员的罪名，为七十六号逮捕。岩井很快地就知道了，去见丁默更及日本宪兵队驻七十六号的联络官冢本中佐，要求释放袁殊。 　　丁默更与冢本一致拒绝。岩井退而求其次，要求保释，亦商量不通；最后提出要求：借用两个星期。 　　“我受军部的委托，有一项极重要工作，交给袁殊办理，快要完成了；借用两星期到期还人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不妨向影佐祯昭大佐求证。” 　　抬出这个汪精卫的“最高顾问”，丁默更终于不能不同意。岩井将袁殊保了出来，一辆汽车开过外白渡桥，安置他在北四川路驻沪总领事馆的礼查饭店；这里是“皇军”直接管理的“警备区”，为七十六号势力所不能到，所以到期岩井不还人，丁默更亦拿他没办法。 　　更坏的是，这一来反逼得岩井提早将“兴亚建国运动”的招牌挂了出来；本部就在闸北宝山路岩井家中，对外的名义，只称“岩井公馆”。岩井替他拉拢一批日本浪人，都是与军部少壮派有密切关系的极右派分子，如儿玉誉士夫等；中国人方面的成员，亦极尽其光怪陆离之至，连专以三角恋爱为题材的小说家张资平，都罗致在内。 　　周佛海当然无法容忍，跟岩井的交涉没有结果，岂不得已只好向影佐祯昭，提出极严厉的警告：如果日本人要扶植一些背景复杂的人，另树一帜，公开活动，即表示对汪精卫不信任，立即停止组府的工作。 　　事态严重，影佐不能不接受周佛海的要求；但他本人的处境很为难，因为这个组织原是他授意岩井发动的，自不能出尔反尔。因此他一方面通知岩井，最好暂停活动，尤岂不可招摇；一方面关照岩井托日本驻华大使馆的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，陪着他一起去向周佛海解释。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。 　　如今岂不及待地又要解决这桩“悬案”，是因为有个特殊的原因；周隆庠是到了周佛海那里才知道，前一年秋天，也就是周佛海向影佐提出严重的交涉之前不久，岩井曾率领了“兴亚建国运动”的八名发仆人，到东京拜访过内阁总理大臣阿部信行大将。如今阿部是以“重臣”的身份奉派来与汪政府谈判基本关系的“特使”；如果岩井、袁殊借阿部的招牌有所活动，将会增加汪政府很大的困扰。因此，周佛海再度表示了强硬的态度，“兴亚建国运动”非解散不可。 　　“周先生，你实在是误会了。”影佐很婉转地说：“‘共同防共’是近卫三原则之一；亦为贵我双方合作的主要基础。请你想，我们怎么会支持一个中共工作的组织。” 　　“不错，我相信你跟岩井的本心无他！但是，你们完全不清楚袁殊的背景。他们罗致的人，都是赤色分子，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鲜明赤色的组织，莫非你跟岩井居然能视而不见？” 　　“这，”影佐答说：“是周先生主观的看法。” 　　这一下，周佛海火了，“大佐，你太偏听了岩井；而岩井是‘政治色盲’。”他抓起笔来，在便条上写了一个名字，递给影佐：“你知不知道这个人？” 　　影佐看上面写的是“恽逸群”三字，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。” 　　“这个人本来是一个通讯社的记者，从外表上看，了无是处；可是，他是资格很老的共产党。” 　　“真的吗？”影佐仍旧在怀疑。 　　“我现在无法使你相信。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试验的办法；此人现在住在袁殊那里，深居简出，而‘兴亚建国运动’的干部名册中，并没有他的名字，你想，这说明了甚么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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