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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四

“香港。” 　　“船票还没有。” 　　“不要紧！” 　　她把“胡佛总统号”上派来的水手头目找来；关照他将刘德铭送上船。 　　此人也姓刘，宁波人；老刘为人很热心，也很小心，将刘德铭引入一间小屋，取出一套制服，让他易装；同时关照了许多船上的规矩。 　　“刘先生，船要后天下午才开；今天你到了船上，仍旧要穿制服，冒充船上的人。请你少走动，处处当心；船长是德国移民，做事一板一眼，不大好讲话。” 　　“这——”刘德铭问：“我在船上住那里？” 　　“今天、明天，要请你委屈一下，跟我们一起挤一挤，到了后天中午就舒服了。” 　　“怎么呢？” 　　“后天中午上客，刘先生自然住进头等舱了。”老刘答说：“船票到时候会送到。” 　　“噢！”刘德铭心想安排如此周到，实在令人感动，当即谢道：“宗兄，承你费心，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？” 　　“笑话，笑话！人家美国人都帮我们的忙；我们自己人难道不帮自己。喔，还有句话，刘先生，你在船上要少说话。” 　　“‘开口洋盘闭口相。’我懂。” 　　于是刘德铭混在水手之中，由黄埔滩码头，上了“胡佛总统号”。老刘将他安排在一间堆置杂物的小房间中；这一天因为太累了，吃完老刘替他弄来的一大块T字牛排，倒头便睡。 　　第二天一早期身，盥洗刚毕，老刘匆匆跑来说道：“刘先生，明天要上客了；船长今天检查，各处都要走到。请你当心！” 　　“我索性一天不出房门。”刘德铭提出一个要求：“不过，宗兄，你要替我弄几份报，弄几本小说书来，我好消磨辰光。” 　　“有，有！我马上替你去拿。” 　　老刘拿来七八份大小报；三本小说，一本是鲁迅翻译的《死魂灵》；一本是《老残游记》；一本书名叫做《银梨花下》。《死魂灵》文字涩拗，看不下去；只有那本《银梨花下 》，是“奇书欣赏会”印发给会员的黄色小说。看《死魂灵》看得昏昏欲睡的刘德铭，精神大振。在老刘送午餐来时，要求他再弄来几本类似《银梨花下》的书来。 　　就靠了这几本书，刘德铭混过了一天；入夜“解禁”，可以到甲板上去走走，向南眺望，灯火璀璨，何止万家？最触目的，自然是国际饭店二十四层楼上的霓虹灯；这使得刘德铭记起过去那些日子，纸醉金迷的生活，不免恋恋。心里在想，有机会还是要到上海来做地下工作，一面出生入死；一面声色犬马，这种双重刺激的生活，实在很够味道。 　　“刘先生，”老刘寻了来跟他说：“今天晚上你可以睡得舒服了。我领你去。” 　　领到头等舱，就不能再出来了；直到第二天中午开始上客时，刘德铭才正式成为旅客，先到酒吧喝桔子水看报；然后上甲板，凭栏看码头上形形色色的旅客；有一对年轻洋人，不知是夫妇还是情侣，相拥而吻，一值舍不得分开，刘德铭好奇，特意看手表为他们计算时间。 　　就在这时候，有辆汽车开到，停在这对洋人面前；车门启处，下来的是徐采丞。寂处了三天两夜的刘德铭，颇有他乡遇故的喜悦；正想招呼时，看到车上又下来一个瘦长男子。约莫三十多岁，似曾相识，急切间却记不起姓名。 　　直到看他紧抱着一个起包，由扶梯一步一步上来；才蓦然记起，顿时心头一震！这不是高宗武？他心里在想，怎么会是徐采丞送他上船；莫非奉了汪精卫之命，去拖杜月笙落水？ 　　不会的！他随即否定了自己的想法；杜月笙怎么会做汉奸？汪精卫也不是能欣赏杜月笙的人。那末，徐采丞跟高宗武何以会在一起？这件事就大堪注目了。 　　于是他去找到老刘，悄悄问道：“旅客名单你看得到，看不到？” 　　“刘先生，你为甚么问这个？” 　　刘德铭的意思是，要请老刘在旅客名单上查一查高宗武住在那间房。这件事老刘可以办得到；但是没有结果，旅客名单上，根本就没有高宗武的名字。 　　这就更神秘了！刘德铭心里在想，一定是用的化名。因为如此，越发激起了他的好奇心；经常在甲板、走廊、酒吧、餐厅，还有图书室、弹子房等等旅客的公共场所搜索；而高宗武深藏不出，始终不曾遇到。 　　＊ ＊ ＊ 　　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八日，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一千一百三十六弄的住宅中。召开“扩大干部会议”，内定为“部长”、“次长”的“要员”、挤满了楼下的大客厅，一个个都是“如丧考妣”的脸色。 　　原来出走的不仅是高宗武，还有陶希圣。令人担心的是他们出走的时间，正在“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”谈判完成，十二月三十一日双方签字之后。这个“要纲”的谈判，高宗武早就被摒拒在外；而陶希圣是始终参预的，哪知他推托着不肯签字，最后竟是溜之大吉，这就更不能令人放心了。 　　这两人的远走高飞，自然为汪精卫带来了极大的问题；而问题的焦点是：他们究竟带走了一些甚么？如果是“要纲”的草案，还不太要紧，因为可以辩说：那是日本人提出来的条件，根本未曾接受。倘是签了字的复印件，就变成不打自招的卖国供状。照这样去分析，对陶希圣的关心，即更甚于对高宗武。因为大家相信，高宗武是无法接触到“要纲”的签字本的。 　　“都是罗君强！”陈璧君拍案戟指，狠狠地骂罗君强，“陶希圣是让你逼走的！” 　　罗君强的面色苍白；周佛海亦是一脸的尴尬，因为罗君强跟他的关系太深了。他们是同乡，也是世交；罗君强在上海大夏大学未曾毕业，就跟着周佛海做事；一度当过浙江海宁县县长，任内有件喜事，二度续弦，新夫人也姓罗，不是外人，是他的族姑。 　　好色如命的罗君强，随政府撤退到汉口时，是在当行政院的秘书，国难当头，竟跟一个姓孔的交际花打得火热；当道震怒，下令撤职查办。亏得陈布雷替他求情，始得无事。其时周佛海已到的上海；罗君强挟着新欢，间关来从，作了周佛海的亲信。他为人很霸道，替周佛海得罪了好些人；照陈璧君所收到的“小报告”中说：陶希圣与罗君强为了争办一张报，大片龃龉；罗君强居然写了一封信，痛骂陶希圣。所以说陶希圣是被他气走的。 　　这当然是陈璧君的揣测之词；汪精卫便劝道：“你也不必责备君强。现在要紧的是，是要研究这一不幸事件所可能发生的后果。” 　　意见很多，也很纷起，有的主张从速疏通；有的主张采取辩护的行动；有的主张沉着观变。在一场无结果中，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是，组织新政府已成骑虎难下之势，只有贯彻到底。 　　＊ ＊ ＊ 　　担心的事终于出现了。 　　一月二十深夜，陈公博从香港打来了一个电报，是隐语；但可以猜得出“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”，将在第二天见报。 　　第二天汪精卫要上船去青岛，所以早早就睡了，接到电报只有先拿给陈璧君看，她把它压了下来；直到早餐桌上才拿给汪精卫看。 　　汪精卫的脸色很难看，好久才说了句：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” 　　“地狱也不该你一个跳。”陈璧君愤愤地说：“公博这样的交情，不肯来共患难，太说不过去了。” 　　“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强。”汪精卫摇摇头，没有再说下去。 　　陈璧君沉默了一会方又开口：“我想到香港去一趟，把公博劝了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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