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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一三


  “是的!确凿无疑。不过,关键是在泽公身上。有人说,泽公那里最好疏通一下子。不知道爸爸的意思怎么样?”

  “何必自取其辱?”袁世凯说:“盛杏荪蓄心已久,如今将泽公包围得水泄不通,怎么疏通法?有这个钱塞狗洞,倒不如在北府下工夫。”

  “是啊!”袁克定很兴奋的说:“听说摄政王回府,福晋很埋怨他一顿,说袁某人是老爷子看重的人,老佛爷在世也常说,庚子年亏得还有象袁某人那种心地明白的人,否则大局不堪设想。摄政王说,他亦不是存心要跟袁某人为难,只是隆裕太后话中带着要挟,不能不迁就而已。”

  “要挟?”张镇芳不解地问:“要挟什么?”

  “那还不容易明白?”袁世凯说:“大行皇帝恨的第一个是我,第二个就是荣文忠。如果不拿我牺牲,就得翻荣文忠的老帐。”

  “这也没有好翻的!她要翻老帐,人家还要翻她的新帐呢?”张镇芳突然问道:“天津有个说法,不知道京里听到了没有?”

  “说那件事?”

  “皇上驾崩啊!据说皇上肚子疼得不得了,就是中了毒!一死下来,脸色难看得很,皇后平时不到瀛台的,那会儿忽然凤驾莅止,让瑾妃退了出去,一直到皇上咽气入殓,连老太后病重都顾不得去伺候。为的什么!为的是有皇后在,什么人都不能走过去,揭开盖在大行皇帝脸上的丝绵看一看遗容。”

  “这话倒也有道理。”袁世凯问:“是谁说的?”

  “听说是肃王府里的人传出来的,大概假不了!”

  这一打岔把话扯远了。袁世凯想了一下说:“此刻也无法细细打算,唯有抓住几个要点。”他看袁克定叮嘱:“你记好了!”

  “是!”

  “第一,务必保存实力,赵智庵我想是保不住,你告诉他,逆来顺受,要能保得住。第二,庆王一定要能撑得住,四格格当年既能把慈禧太后敷衍得很好,如今何不也去敷衍、敷衍太后。”

  “是的。”张镇芳插嘴:“这一着棋很要紧,外面再敷衍好了小德张,就可以把泽公抵销掉。”

  “不错!总以削弱泽公的势力为第一要着。还有,”袁世凯略略提高了声音:“铁宝臣一定会跟良赉臣争权,良赉臣是涛贝勒所赏识的,这中间就大有利用的余地了,你告诉振贝子,请庆王好好儿琢磨一下。”

  袁世凯的意思是很明白的,铁良跟良弼争权,便等于跟载涛争权。支持载涛,再利用载涛在摄政王面前进言,就不难打倒铁良,削弱了载泽的势力。

  这父子中表的一夕之谈,大致定下了交通官闱、维持旧盟、孤立载泽、抵制铁良,以及俟机打倒新仇旧怨,势成不解的盛宣怀的策略。

  ※ ※ ※

  谢恩应趋宫门,但当然是不会召见的。袁世凯这由天津去而复回的一段秘密,知道的人很不少,对他的“盛名”自然有损。一段的清议,多喜拿他这一次的遭遇,与翁同龢、瞿鸿玑的被逐,相提并论。翁瞿都是在最红的当儿,一头从九霄云上栽下来,所予人的意外之感,以及身受者的打击,都比他此番奉旨回籍养疴,要重得多,但无不宠辱不惊,从容以处,真仿佛如孟子所说的,胸中有一团浩然之气。相形之下,见得读书人的尊贵,就算他们是矫情镇物,也是涵养功深,远非袁世凯所及。

  不过,这一番张皇,亦有收获,至少可以证明,大权在握的载沣不为已甚,不但性命可保,甚至也不会象翁同龢那样,已经被逐,复有交地方官编管的严谴。因此,见风使舵惯了的一班人,觉得稍稍亲近,亦不自妨,锡拉胡同的袁宅,固不可复见臣门如市的盛况,却不似奉严旨那天那样的凄凉了。

  计划当然改变了,袁克定留京供职,袁克文奉父侍母,全眷回河南。来话别的人,络绎不绝,最使得袁世凯感动的,自然是张之洞。

  大开中门,迎到厅上,请张之洞升了炕,袁世凯命长子率领诸弟,一字排开,磕下头去。口不言谢,而意在叩谢张之洞保全的深恩,是很显然的。

  “不敢当,不敢当!”张之洞欠身虚扶一扶,等袁家弟兄站起身来,他只跟袁克文说话:“豹岑近来看的什么书啊?”

  袁克文绝顶聪明而学无专长,最近在看吴大澂、叶昌炽为潘祖荫捉刀的、有关碑帖的著作,知道张之洞很讨厌这些玩艺,所以答说:“在读杜诗!”

  “你是第几遍读?”

  “第三遍。”

  “不够,不够!”

  于是张之洞由杜诗谈到“盛唐”、“晚唐”,再由唐诗谈到宋词,滔滔不绝,一谈便是半个钟头,不容人张嘴。好不容易才让袁世凯插进一句话去:“中堂就请在舍间便饭。”

  “不,不!”张之洞说:“琴轩约了我谈事,我该去了。”

  “中堂这么说,我可不敢再留。”袁世凯说:“如果是前几天,我把那中堂请了来,也是一样。”

  “如果是前几天,我就拉你一起去扰琴轩了。”张之洞面现悽惶:“慰庭,你这一走,就该轮到我了。”

  “那是决不会有的事。中堂四朝老臣,又蒙孝钦显皇后特达之知,国家柱石,摄政王极敬重中堂的,听说曾跟中堂虚心请教,如此批折,足见是以师礼待中堂。”

  “我请摄政王多看看‘雍正朱批谕旨’。”张之洞欲言而又止地,终于摇摇头说:“‘南人不相宋家传’,南人亦可哀也已!”说完,踱着方步往外走。

  袁世凯带着他的儿子送到停在厅前的轿子边,看他上轿抬走,方始转回身来,一面走,一面问:“南皮刚才念的那句诗,我没有听清楚。”

  “‘南人不相宋家传’。”袁克文答说:“仿佛是南皮自己做的一首诗。”

  “你倒找来我看看。”袁世凯说:“何以南人可哀。”

  ※ ※ ※

  虽说全眷回籍,其实还是袁世凯先走,家眷随后出京。因为奉旨回籍,向例只比充军稍微宽一点。充军是旨下即行,出城找个地方暂住,再备行装,奉旨回籍虽不必这样急如星火,但亦未便多作逗留。

  路局授瞿鸿玑之例,为袁世凯挂了花车,可是送行的场面,却不能相比。瞿鸿玑有一班翰林、御史的门生,捧老师的场,朝官亦知他的被逐回籍,只是一时不自检点,骤失帘眷,被祸到此为止,决不会有何株连,且很可能还有复起之日,不妨留个将来京华重见的余地,所以亦都衣冠送行。

  而袁世凯不同。私宅致意,还不甚要紧,公然车站送行,顾虑甚多,亦因为袁世凯的仇人太多。因此上车之时,情景凄凉,除了家人至戚之外,只得两个僚友送行。

  一个是学部侍郎严修。他在北洋为袁世凯专管学务,由此而得循资晋升为学部侍郎。就私谊而论,对袁世凯自不无知己之感,所以前几天特为袁世凯打抱不平,抗疏相争,说“进退大臣,应请明示功罪,不宜轻加斥弃。”其功当然不必再谈,其罪又何可明言?摄政王看的这个折子,唯有把它“淹”了。而严修因其言不用,且有兔死狐悲之感,已在考虑告病辞官。

  另一个是杨度,现在以四品京堂派在宪政编查馆行走,九年立宪,细列按年应办事项的“清单”,就出于他的手笔。此人如在战国,早已肘悬斗大金印,无奈他得识袁世凯时,已无开府北洋的风光。不过以他策土的眼光来看,可成大事者,始终只有一个袁世凯。

  这天特地来送行,一则有倾心结交之意,再则亦有自高声价的作用,“世人皆欲杀,我意独怜才。”他之来送袁世凯,若能予人以这样的印象,便是绝大的收获。

  严修一上了花车就表示,要送到保定,杨度自然追陪。袁世凯却大为不安,“两位厚爱,我自然感激。不过流言甚多,连我都被中伤了。”他很恳切地说:“两位请吧!”

  “聚久别速,后会又不知在什么时候,趁此机会,多谈一谈!”

  “别自有说,祸不足惧!”杨度接着严修的话说。

  袁世凯知道他“别自有说”是由于梁启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,所以立宪派的中坚分子,不管是到京请愿,或者著书立说,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应。所以他敢大言:“祸不足惧!”

 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宪派吗?襄赞其事,很出了些力,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,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响,处处跟自己作对。同样是立宪派,何可有两种绝然不同的待遇?

  袁世凯由这一点联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诏初颁时,康有为竟发通电,指他“弑君”,益觉不平。于是徐徐说道:“立宪的呼声,高唱入云,这是千秋万世的一件大事,我袁某人幸参末议,对历史是交代得过的。我之被祸,未尝不由改革官制,设宪政编查馆而来,不过清夜扪心,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。张四先生跟我交谊不终,通国皆知,而自朝廷宣布立宪,他写信给我,说‘昔日之窥公,固不足尽公之量’。二十年不解的误会,一旦涣然,实在是我平生的快事!”

  这是指张謇与他绝交二十年而复交一事,袁世凯得意之情,溢于词色,临歧话别,而有此豪情快语,自然使人高兴,杨度不由得从马褂插袋中,掏出一扁瓶的白兰地,以盖作杯,快浮一白。

  “不过,如今谈立宪,亦犹如三十年前谈洋务,太时髦了!是故立宪派亦有真、有假。”袁世凯拍着杨度的手背说:“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后英雄,可称宪政的保姆,自然是立宪派。我看康梁就不见得了。”

  “康梁师弟,似乎应有所区分。”严修说道:“如混为一谈,稍欠公道。”

  “诚然,诚然!”袁世凯很快地说,然后转脸问道:“有个叫胡衍鸿的革命党,晢子,你熟不熟?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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