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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七九


  “是!也快动身了!好在山西离京不远,只要一动身就快了。”

  他没有说真话。真相是达赖不愿入觐了!因为他对陛见的礼制有意见。照礼藩部的拟议,达赖见了皇帝,跟任何臣工一样,必须磕头,而达赖自视甚高,以“国师”自居,不愿向皇帝行跪拜大礼,故而迟迟其行。

  如今慈禧太后催问,而万寿又快到了,世续不能不找礼藩部想法子搬弄达赖进京。当下决定,好歹骗他到了京里再说,因而由军机处密电山西巡抚,敦劝达赖起程,礼制上总好商量。

  达赖被劝动了,决定一过中秋就动身。那知又横生波折,“西藏番僧,联名呈诉赵尔丰枉杀多命,毁寺掠财。”番僧就是喇嘛,达赖得知此事,自然又观望了。

  原来西藏的政教纠纷,颇为复杂。当黄教始祖宗喀巴在明朝永乐十七年圆寂时,遗命以达赖、班禅二大弟子,世世化身转世,互为师弟,宏扬大乘教义,并以达赖主前藏,驻拉萨,班禅主后藏,驻扎什伦布。转世到今,达赖是第十三辈,班禅是第九辈。

  这十三辈达赖,法名阿旺罗布藏塔布克勒嘉穆错,出生于光绪二年五月,由第八辈班禅为他披剃授戒。到了光绪八年,第八辈班禅圆寂,下一年转世现身,即为第九辈班禅,法名洛桑曲金,当然成为达赖的弟子。

  其时英国垂涎西藏已久,光绪十三年驱使印度侵入藏边,发生战争,藏军伤亡七百余人。第二年又打了一仗,藏军一万余人,溃不成军。因此,达赖恨极了英国,而俄国正好趁虚而入,所派的一个间谍名叫道吉甬,做过达赖的老师。自甲午战后,西藏是联俄派的天下,英国的势力处处受到压制。不想日俄战争爆发,俄国无暇远顾,英军得以卷土重来,在光绪三十年七月间,借故侵入拉萨。达赖大惊,将印信交给了前藏三大寺之一噶尔丹寺的噶布伦——前藏总揽立法行政大权官员的称呼,额定三僧一俗共四名,仓皇往北而逃。

  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,很讨厌达赖的嚣张跋扈,便上了一道奏折,数他平时的不是以外指责他事危潜逃无踪,请朝廷“褫革达赖喇嘛名号”,以班禅代摄。

  这一下,达赖对班禅便是旧恨加上新仇了。旧恨是在两年以前,班禅到拉萨朝拜达赖,随从疏忽,击鼓而过布达拉宫,达赖以为布鼓师门是大不敬,罚他藏银三十称。师弟之间,就此有了嫌隙,加以英国人从中煽动,彼此仇怨日深。

  不过,这一次班禅却很顾师门的义气,具奏力辞,无奈除他以外,别无人可以权摄达赖的位号,亦就只好勉为其难。

  至于达赖,最初是逃到库伦,意在投俄。只是蒙古的喇嘛领袖,法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,极受爱戴,而达赖跟他不能和睦相处,便难以存身了。库伦办事大臣深感为难,奏闻朝廷,下诏西宁办事大臣迎护至西宁。

  西宁在青海,是宗喀巴的降生之地,最大的一座寺名为塔尔寺,达赖到了西宁,自然卓锡在此。但就象在库伦那样,达赖与居停不和,积渐而至于势同水火。

  原来蒙古青海,除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外,另有勒封的八大呼图克图,以章嘉呼图克图为首,位居第四的名为阿嘉呼图克图,主持塔尔寺。达赖寄人篱下而犹颐指气使,阿嘉呼图克图自然不服。

  于是陕甘总督升允上奏,说达赖性情贪吝,久驻思归,请示应否准其回藏?朝廷因为英军侵藏以后,强迫噶尔丹寺的噶布伦订立丧权失地的条约,正派唐绍仪在印度与英国代表交涉改订,此时自不宜放达赖回去,指示俟“藏事大定”再议。

  同时,将阿嘉呼图克图调回京里去管喇嘛。这样调停,本可勉强无事,不料又爆发了两活佛斗法的轩然大波。据说,达赖与阿嘉呼图克图积不相容,彼此都想用法术制对方于死命。

  此本是红教所盛行的邪道,但黄教的喇嘛,亦偶一为之,当然,有无效验不得而知。巧的是,达赖这一次行法,似乎真的有效,年未五十的阿嘉呼图克图,一场小病,竟然不治。塔尔寺的喇嘛知道两人有斗法之事,认定阿嘉呼图克图死于达赖之手,多方搜寻,找到了埋在泥土中的土偶等物,自是达赖用来咒魇阿嘉呼图克图的铁证。因而群情愤慨,一直闹到驻藏办事大臣那里。

  派人询问达赖,他承认土偶是他所埋,但否认是在跟阿嘉呼图克图斗法,指出依照黄教仪典,这是感谢大皇帝恩惠的一种仪式。查证经典,果如所言。于是斗法一事,成为无可究诘的悬疑,不过,达赖在西宁可是存身不住了。当时的理藩院便安排他入雁门关,移床山西五台山,一住已经三年。

  其时由于唐绍仪等人与英国不断的交涉,终于改订了条约,对原由西藏自己被迫订约所丧失的利权,挽回了许多,而赵尔巽的胞弟尔丰,受任川滇边务大臣,锐意经营康藏,改土归流,屯垦练兵,虽然不断遭遇阻力,但西藏的面目却在改变,使得达赖大为不安。一方面怕朝廷真个统治了西藏,一方面又怕班禅的地位势力凌驾而上,变成大权旁落。

  因此,他决定自请入觐。以为这一下占了班禅的先着,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,同时在京也可以看看风色,相机活动,早遂重回拉萨之愿。

  不想好事多磨,磨得达赖意兴阑珊,如今又听赵尔丰在西藏有此诸般恶行,自然要看看再说。不久,朝命派成都将军马亮查办,初步处置总算公平的。复经山西巡抚力劝,毕竟还是启程了。

  一入直隶境界,朝廷特派大员赴保定迎接,这一下,地方官不能不特加尊礼,百姓亦就刮目相看,道路争传:“西藏活佛来了!看一眼都是福气!”于是所到之处,驻锡名刹,香花供养,警护森严,这在达赖却是颇足以为慰的事。

  一到京,就更气派了,京里的喇嘛很不少,也没有几个人瞻礼过达赖,此时欢欣鼓舞,脸上象飞了金似的,昼夜不断,聚集在他所安座的黄寺,王公亲贵,皆来致礼,更是少有的荣耀。每一出行,前呼后拥,身后追随着无数黄衣喇嘛,轰动九城,倾巷来观,使达赖更觉得权势之可贵可恋。

  但,令人不怡之事,很快地来了。理藩部负责为他们的堂官照料达赖的一个司官,名叫罗西木桑,是蒙古人,但在西藏多年,能言善道,只是有点不大懂交情,商谈觐见礼节时,毫不放松。

  “要我行跪拜礼办不到。”达赖一口拒绝。

  “这是按成例行事。”罗西木桑说:“决无不敬大师之意。”

  “成例不足凭!而且那是班禅自贬身分!”

  他说得这话,罗西木桑自然知道。在顺治、康熙、雍正三朝无论达赖或班禅见驾皆不行跪拜之礼,直到乾隆年间,有一次班禅在热河行宫觐见,自请依臣子之礼,从此就成了例规。

  “大师的话,窃所不喻。”罗西木桑答说:“达赖、班禅世为师弟,原为一体。再说两大师化身转世,所以今天弟子所见的大师,就是乾嘉以来的各位大师,何以从前可循例行事,而此刻不能?”

  这话驳得很厉害,达赖顾而言他的说:“你提起乾隆年间的话,我倒要问你,乾隆御制《喇嘛说》你读过没有?”

  “在理藩供职,自然读过。”

  “那么,你倒说,高宗怎么解释喇嘛?”

  罗西木桑想了一下,朗然念道:“予细思其义,盖西番话谓‘上’曰‘喇’,谓‘无’曰‘嘛’,‘喇嘛’者谓‘无上……’”

  “慢着!”达赖截断他的话说,“既谓之‘无上’,岂能屈膝于人?”

  “御制的文章中还有句话,”罗西木桑从容地说:“‘即汉话称僧为上人之意。’无上是如此讲法,请大师不可误解!’

  不但话不投机,而且措词不甚客气了,随行的噶布伦赶紧扯开,“改天再议吧!”他说,“好在为时尚早。”

  礼制未定即不能觐见。其实,就定了也还得等待,因为两宫违和,除军机及必须召见的大臣以外,一切仪制上繁文缛节,以及必得有精神来应付的朝觐,概行停止。

  【一〇二】

  皇帝过去只是体力不充,疲惫得无法支持,九月初八那天跟军机见面时,竟至垂首御案了。

  这大概是从清朝开国以来,君臣晤对之际从未有过的事。在短暂的沉默之后,慈禧太后说道:“皇帝病得久了,越来越重,你们看可有名医,不妨保荐。”

  于是庆王奕劻回奏:“奴才六十九岁那年大病,是袁世凯保荐西医屈庭桂来看好的。”

  “喔!”慈禧太后问道:“这个人怎么样?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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