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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〇七


  “回北洋,只怕我今生休想了!”李鸿章说,“多少人想夺我的兵权,尤其是荣仲华这样厉害的脚色,岂肯轻易放手?”

  “不然!”杨崇伊说,“他跟我表示过了,还是想入军机。”

  “入军机亦未必不能掌兵权。这也不去说它了!姻兄,”李鸿章忽然问道,“你觉得我回北洋有意思吗?”

  “北洋到底是北洋……”

  李鸿章摇摇手,不让他再说下去:“老夫耄矣!那里还能做重振雄风的春梦?看机会,象从前左文襄那样,能择一处善地容我养老,此愿已足!”

  听得这一说,杨崇伊才知道李鸿章志在两江或者两广。这两处“善地”都是膏腴之区,以李鸿章的资格,不难到手。所谓“上了也好”,正就是表示,纵或不能重镇北洋,不得已而求其次,亦比在京“入阁办事”来得强。

  李鸿章确是这样的想法。但开府北洋,威风八面,究竟不能忘情,所以等杨崇伊一告辞,立即关照:“拿我的名片,去请总理衙门的陈老爷来!”

  这位“陈老爷”是贵州人,名叫陈夔龙,字筱石,光绪十二年的进士,大卷子上错了一个字,名列三甲,分发到兵部当司官,兼充总理衙门章京,忠厚练达,一貌堂堂,颇得李鸿章的赏识。

  不过,这天他要找陈夔龙,另有缘故。因为陈夔龙官只五品,却能上交名公巨卿。他前后三娶,元配是以前四川总督丁宝桢的侄女;现在这位续弦的太太,是已故军机大臣许庚身的堂妹,与现任军机大臣廖寿恒两度联襟,目前就住在东华门外廖府。所以李鸿章找他,能够打听到军机处的消息。

  其次,荣禄当兵部尚书时,在司官中最看重陈夔龙,不论查案,或是视察,每次出京,必以陈夔龙为随员。同时,袁世凯倚为左右手的幕僚徐世昌,是陈夔龙的同年。所以对于天津的消息,他是相当灵通的。

  更其重要的是,陈夔龙在总理衙门,深得庆王奕劻的信任,专管与北洋往来的密电。李鸿章知道,荣禄有何密奏,慈禧太后有何密谕,都由庆王转承,亦必都由陈夔龙经手译递。

  所以,要打听眼前的一切最高机密,更非找陈夔龙不可。

  ※ ※ ※

  “筱石,”李鸿章开门见山地问,“北洋有什么电报?”

  “很多!”陈夔龙问,“不知道中堂问的那一方面?”

  “听说荣仲华又要进京了?”

  “是!是奉太后的密谕,带印进京。大概明后天可到。”

  “带印进京?”李鸿章诧异地问,“莫非北洋不派人护理了?”

  “不!电谕上说明白的,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都由袁慰庭护理。”

  李鸿章认为袁世凯将要“大用”的看法证实了,反倒有爽然若失之感。惘惘之情,现于形色,好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  “听庆王说,上头对袁慰庭还不大放心,是荣中堂力保的。不过,荣中堂对他亦未见得放心,无非骤当大变,力求安定而已。”陈夔龙忧形于色地说,“宫闱多故,剧变方殷,有些传闻,真为臣子所不忍闻。”

  “喔!”李鸿章很注意地问:“有些什么传闻?”

  “说皇上曾一度离开瀛台,结果被拦了回去。”

  “真是闻所未闻!”李鸿章不断摇首叹息,“大局决裂到如此地步,着实可忧。只怕内乱引起外患,我看各国公使快要插手干预了。”

  “英国公使原在北戴河避暑,已经赶回来了,听说就在这一两天之内,怕要写信给中堂。”

  “写信给我?”李鸿章问,“所为何来?”

  “听说张樵公逮问,英国公使颇为关心,或许会写信给中堂,试图营救?”

  “营救?”李鸿章是觉得很好笑的神气,“今日之下,我李某算老几?别说泥菩萨过江,没有力量救他,就有……”

  他突然发觉自己失言,虽缩住了口,但亦跟说出口来一样,倒不如索性说明了它。

  “筱石,有件事不知道你有所闻否?我这趟出总署,就是张樵野捣的鬼。这十几年以来,我对他处处提携,而他总觉得有我在,他就出不了头,所以早就存着排挤我的心。谁知道他也有今天这样的下场!人心如此之坏,难怪大局会糟到今天这个样子!”

  陈夔龙对张樵野——张荫桓虽无好感,但亦并无恶感。李鸿章“早年科甲、中年戎马、晚年洋务”,无论从那方面看,都有足够的资格批评张荫桓,但自己是个司官,不便对上官任意指摘,因而保持沉默。李鸿章亦就很知趣地不再往下说了。

  “中堂还有什么吩咐?”

  “不敢当!”李鸿章想了一下说,“我如今闭门思过,除非特召进宫,平时步门不出,外面的消息都隔膜了,既不敢打听,亦没有人见顾。老骥伏枥,待死而已!”

  “中堂千万不必灰心!”陈夔龙就知道他还有千里之志,很恳切地安慰他说,“谋国还赖老成。慈圣训政,一定要借重中堂的。如果有什么消息,自当随时来禀告。”

  “承情之至!足下不忘故人,感何可言?长日多暇,欢迎你常来谈谈。”

  “是!”陈夔龙起身告辞,请安起来,又低声问道:“荣中堂一到,大概总要见面的,中堂可有什么话,要我带去?”

  “话很多,不过,都不要紧。”李鸿章沉吟了一下说,“只请你带一句话,我很想出京走走!”

  “是!一见了荣中堂我就说。”

  ※ ※ ※

  也不过天色方曙,庆王就派了侍卫来请陈夔龙,说在府中立等见面。

  匆匆赶来,只见庆王公服未卸,是刚刚朝罢回府的模样。陈夔龙刚行过礼,看见门上又领进一个人来,是他的同僚,工部郎中兼充总理衙门章京的铁良。

  “有件案子,非请两位帮忙不可!”庆王说道,“为张樵野他们拿问,崇受之上了一个折子……”

  原来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崇礼,经办大捕新党一案,深感责任太重,不胜负荷,所以依照“重大案件奏请钦派大学士、军机大臣会同审讯”的成例,上折请求援例办理。奉到的懿旨是:“着派御前大臣、会同军机大臣、刑部、都察院审讯,克期具奏。”

  “御前的班次,向来在内阁、军机之前,所以大家公推我主持。这一案非比寻常,交给别人,我不放心!请两位辛苦吧!”

  “是!”陈夔龙觉得有句话不能不问。“王爷,原奏请派大学士、军机,何以旨意改派御前?此中或有深意,不知王爷想过没有?”

  “如果是派大学士,当然由李少荃主持,慈圣的意思是不愿他为难。”庆王接着又说:“同案的几个人,情形不同,听说杨锐、刘光第都是有学问的人,品行亦很好,如果一案罗织,有欠公道,应该分别办理。两位到了部里,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。”

  陈夔龙心想,不派大学士决非体谅李鸿章,不愿使他为难,多半是怕李鸿章会有所偏袒。由此可见,慈禧太后对惩办这一案,主课重刑。而听庆王的口风,杨锐、刘光第可从宽减,其余只怕不是大辟 便是充军的罪名了。

  于是辞出庆王府,转到总理衙门,先备咨文,知照刑部,叙明会审缘由。其时宫门抄已经送到,其中便有崇礼所上奏折的原文,而上谕指明受审是徐致靖、杨深秀、杨锐、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、康广仁共七人。至于张荫桓,“虽经有人参奏,劣迹昭著,惟尚非康有为之党,着刑部暂行看管,听候谕旨。”最后特别宣示:此外官绅中有被康有为“诱惑之人,朝廷政存宽大,概不深究株连,以示明慎用刑之意。”

  总理衙门的官儿,常跟洋人打交道,在局外人看,都不免有新党之嫌,如今连受康有为“诱惑”的人都可不受株连,新党耳目更不在话下。因而看完这道上谕,无不有如心里放下一块石头的轻松之感。

  可是看到另一道上谕,心情却又沉重了。皇帝自道,“从四月以来,屡有不适,调治日久,尚无大效。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,即着内外臣工,切实保荐候旨。现在外省者,即日驰送来京,勿稍延缓。”

  大家都明白,这是废立的先声。京中早有许多流言,说“迟早必换皇上”,这道上谕,已见端倪。但是“皇上”是那么容易换的吗?总理衙门的官儿都有些担心,怕因此而会引起各国公使的干预,又无端引起许多难以料理的纠纷。正在相与咨嗟之际,听见马蹄得得,夹杂着轻快的轮声,入耳便知是与后档车不同的西洋“亨斯美”马车,当然是有洋人来了。

  来的是法国署理公使吕班,要见庆王或者任何一位总理大臣。李鸿章被逐,张荫桓被捕,庆王及由军机大臣兼任的总理大臣,很难得来,在衙门里的,只有一个曾为翁同龢所排挤,这一天又奉旨回本衙门的吏部左侍郎徐用仪。

  总理衙门办事的规制,凡是与洋人会谈,必由章京作笔录,章京以国别分股。法国股的章京,一共九个人,最能干的是一个杭州人汪大燮,与籍隶海盐的徐用仪是浙江大同乡,当然顺理成章地由他来作笔录。

  翻译姓吴,是吕班带来的。宾主四人,在一张大餐桌的两面,相对坐定,略作寒暄,谈入正题,吴翻译先有所透露,吕班此来,是为了探问皇帝的病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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